“礼”是东亚文化的传统，体现在重视人际往来的礼节，重视上下关系的区别，讲求约束和规范，是东亚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含有有利于现代化的工具功能，而且有一种使东亚人民自觉妥适的文化氛围，构成了东亚文化的精神气质。礼的文化固然与东亚的制度传统有关，但这种关联不是绝对的，如日本没有接受宗族制度，仍有明显的重礼特色，这说明“礼”已经成为东亚文化的精神传统。

我们今天讨论儒家的“礼”文化必须在以上分疏的基础上加以讨论。按照儒家礼的思想传统，在理解礼的意义和变迁中，最重要的是区分“礼”和“仪”，或者用另一种后来儒家常用的分疏，即强调“礼之本”和“礼之文”的分别。

儒家思想是东亚轴心文明的代表，而轴心时代的儒家思想可以说与“礼”的文明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西周的礼乐文明是儒家思想的母体，轴心时代的儒家以重视“礼”为其特色。“礼”的重要性可以《礼记》中的一段话来表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是道德的标准、教化的手段、是非的准则，是政治关系和人伦关系的分位体系，礼有威严的功能，也有亲和的作用。然而，春秋时代儒家思想的先驱们，已经注意到“礼”和“仪”的区别，这在《左传》中十分明显。在儒家经典文化中，礼与仪有密切的关联。《诗经》中已有“礼仪”并称的例子，《礼记》中讲礼时常常引用《诗经》中“威仪”的提法，因此礼本来是联系着仪、与仪不可分的，礼不是独立于仪之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的先驱逐渐意识到，要防止把礼仅仅归结为仪，必须把礼和仪区分开来。《左传》载：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

这是说，在仪式上的揖让进退的动作行为，能够按照既定的礼节而行，这只是“仪”，还不是“礼”。仪只是礼的末，是礼的枝节，而不是礼的根本（本）。礼的根本必须体现为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民众的拥护，体现在讲求国家间的信用和不欺凌小国。如果这些都做不到，只是讲究一些仪式上的礼节，这就不能叫作知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这也是说揖让周旋的仪式、礼节，只是仪，还不是礼。礼是体现天地之道的法则，可以说礼之本是理。

孔子显然继承了这个思想，孔子提出“仁”，正是从礼乐文化中提升出道德的精神。礼乐并不只是祭祀与乐舞的外在形式，礼还应当是以仁为代表的道德原理。《礼记》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说：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正，无文不行。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

“忠信礼之本”即强调道德是礼仪的根本，根本也就是为礼必本的“义”，这个义是指礼义。“义理礼之文”，这里的“文”即形式，而这里的“义理”即是指具体的节目，犹如《礼运》所说“义者艺之分、仁之节”。这种礼和仪的区分，“礼之本”和“礼之文”的区别，成为以后儒家论礼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即使是号称反礼教英雄的吴虞也说过：“我们今天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

显然，我们今天所要发扬的，就是指礼之本，而不是指礼之文。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