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范》《训俭示康》是北宋政治家司马光的重要著述，集中体现其治家思想。司马光的治家之道，以“礼”为纲，规范人伦秩序；以“德”为本，厚植传承底蕴；以“俭”养廉，抵御物欲侵蚀；以“公”去偏，凝聚家族人心；以“教”传家，涵养清正家风，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齐家思想，具有丰富的教育智慧和文化价值。

以礼立规。司马光将礼视为治家准则，主张通过礼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构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体系。他在《家范》中明示“夫治家莫如礼”，强调治家必须以礼为先。在司马光看来，礼不仅是个人修养的基石、家庭和睦的纽带，更是国家安定有序的保障。他在《资治通鉴》中对礼的作用进行了阐述，“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司马光不仅奉行以礼治家的理念，还以身作则恪守礼法。《宋史》中称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这种持身以正的风范，也使他获得了世人的尊重和信赖。

以德贻世。司马光提出遗德不遗财的治家理念，他在《家范》中强调“昔者圣人遗子孙以德以礼，贤人遗子孙以廉以俭”。在他看来，比起多积钱财给子孙，传承高尚品德与端正家风更为重要，通过培养子孙自立自强的品格，才能使家族长久兴盛。当宋英宗将宋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赏赐群臣时，司马光率领同僚3次上书劝谏，最终“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遣舅氏”，自己分文未取。他还以历史为镜，在《家范》中引用杨震“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的训言，彰显德行传承的厚重价值；同时详述西汉大臣疏广散金的典故，及其“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的深刻见解，阐明遗德远比遗财更能护佑家族长久。

以俭抑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是司马光提出的治家警示，也是其以俭治家理念的凝练表达。司马光提倡“俭”，绝非是对物资匮乏的妥协，而是基于对“俭”重要性认识的主动选择，他认为“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司马光深刻指出奢侈的危害：“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司马光还以“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之语，表明自己对俭朴生活方式的坚定追求。他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好友范镇探访他时，只见其家中除了图书别无他物，床上被褥破旧，于是特意赠其新被。司马光临终时，家贫如洗，只有枕间《役书》一卷。这种对节俭的言传身教成效显著，其子司马康“为人廉洁，口不言财”，连皇帝赏赐都坚辞不受，被史家赞为“济美象贤”。

以公克偏。在《家范》中，司马光指出“夫怨之所生，生于自私及有厚薄也”，认为偏私是产生嫌隙怨愤、造成家族不睦的根源。为解决这一治家难题，司马光翻阅史书，发现累世同居的大家族皆因公平而和睦。于是他提出了同居共财的家族模式，主张“善为家者，尽其所有而均之”，认为唯有平均分配财产，才能契合孔子所说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才能实现家族和睦共荣。司马光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主张男女一视同仁皆需受教。在《家范》中，他明确提出：“然则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并以古代贤女为例，强调女子知礼义、守礼法、有才学，同样能名垂后世、被人称颂。这种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体现了其超越时代的见识。

以教正爱。司马光将教育视为维系家族延续的重要依托，强调对子女要爱而知教。在《家范》中，他明确提出“夫爱之，当教之使成人”，并深刻剖析溺爱不教的严重危害，“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在司马光看来，对子女真正的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通过教育立规矩、正方向，最终导向成人成才的正道。司马光还提出及早教育的原则，针对某些父母认为等孩子长大后再教不迟的错误观点，他以“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教育规律予以驳斥，并指出“是犹养恶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顾不多哉？又如开笼放鸟而捕之，解缰放马而逐之，曷若勿纵勿解之为易也”，以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及早教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