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方文化包括古希腊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与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学传统；古罗马的公民身份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法治传统；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这种文化被移植到美国，逐渐脱离开欧洲的传统，增加了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要素，成为追逐高科技、高财富、高消费、军事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理性”文化。
[书摘]
    三、南北朝、隋唐佛教的“义解”释经法
    中国佛教发展到南北朝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一方面，它要求摆脱中国本土思想影响的愿望更强烈，并逐渐付诸实践；另一方面则力图包容中国本土思想尤其是儒、道思想。这在佛经译释方面的表现便是译释者们探求外来佛教本义的兴趣在普遍增加，他们普遍舍弃了魏晋时期的格义解经法，代之以义解法，力求通过自身对佛教基本原理的准确理解而独立地诠释出佛经本义。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佛典译释对象来看，在南北朝佛教中，小乘佛教不同部派的论著大规模涌人中土，一般称为“阿毗昙”，简称“毗昙”，意译为“对法”、“论”等。这是解说和论证佛经义理的一种体裁，它对佛经的论释采取名相分析与理论阐述并用的方法。较之“经”的结构松散、语言模糊等特点，“论”体系严密，定义清晰，重在阐发佛经义理。因而更能吸引那些循文求义的知识僧侣，它在南北朝时期的盛行及为广大僧人所译解，正表现了当时人们追求佛经本义的兴趣在增加。
    其次，当时中国佛教界对印度佛教的基本理论与观念已不只是照本宣科，而能融会贯通，并能通过自己的理解而揭示佛经中虽蕴涵却未明言的某些义理。这种解经水平不是魏晋格义法所能达到的，只有运用义解法，才能揭示出经中未言之理。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竺道生。他对魏晋格义法颇为不满，认为解经的宗旨是要解出经中之理，而格义法恰恰是拘泥于语言，只注重文字言辞的变换，忽视了佛典原义阐释的准确性。他认为语言与义理在解经中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拘泥于语言形式便不能把握其言中之义理。有鉴于此，道生主张不应只援引道玄的名言术语去格度佛理，而应运用道玄“得意忘言”的方法去理解佛理。他提出了“人理言息”的义解解经法，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寄理，人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则可言道矣”。道生自己的解经实践正运用了这一义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