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明辨荣辱、修身养德

　　《礼记·大学》有言：“德者本也。”强调修身养德是我国传统教育的基石。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道德中把“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作为“治天下”的策略和为人的准则，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调节人伦关系的基本规范。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价值理念。

　　爱国忧民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孔子的“君子忧道不忧贫”、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爱国理念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影响、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宁死不屈的文天祥、精忠报国的岳飞、视死如归的邓世昌，一直是国人的榜样和楷模。

　　《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反映的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神话故事都传递了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先贤们留下了千古名作，更留下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风骨。

　　知行合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贤们遵奉的宗旨，“勤于学、力与行、敏于思”的务实态度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礼记·杂记下》指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联系时下社会上学用“两张皮”、言行不一的现象，我们更应该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

　　我国古代虽然未能明确提出情商教育的理念，但是著名教育家无一不是在给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强调思想道德的培养，以讲求情感修养为前提来进行知识技能的培训。他们重视情商的培养程度同现代西方情商教育家相比毫不逊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把“传道”放在教师职责的第一位。人生成功的极为关键的因素，是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情感、健康的心理素质以及健全的人格精神。世界卫生组织新近把人的道德品格纳入健康范畴，成为衡量健康的重要指数。反思当下，一些青少年表现出了明显的人格缺陷、道德缺失，讲求实惠而轻视理想，追逐功利而忽视奉献；当个人愿望不能实现时，当奋斗过程中遇到挫折和面临取舍选择时，往往丧失是非判断力，导致许多问题的发生，给个人、家庭、社会造成伤害。少数拿到硕士、博士学位证书的年轻人尽管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悲的却是“有知识没文化”，他们达到了学位的高度，但没有达到文化的高度，生活中甚至还要对其进行诸如文明礼貌、开车不闯红灯之类的社会公德教育。再拿内地学生和香港学生比较，招生、招聘时，香港学生在自我陈述时常常首先自豪地介绍自己做过多少时间的义工，帮助过多少有困难的人，在他们准备的材料里，往往是各种做义工获得的证明和奖状；而内地的学生在陈述时，大多数自夸在各种知识竞赛中得过第几名，很少有人会谈到是否有做义工的经历。由此可见，我们在培养学生的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意识方面有明显差距。这种反差令人感慨：我们民族原本具有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风骨，何以不能很好地传承至今？

　　近年来，教育部将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纳入规划课题并修改教材，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开办了国学院，中央党校为党政干部开设了传统文化专题讲座课，开始重视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从2008年开始，我国对法定节假日作出重大调整，清明、端午、中秋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供了重要平台。这些都对深化传统文化教育、提升民族素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扩大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引领主流、远离“三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