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际遇，颇为令人感叹。他的道德学问，为当时人所推重；他经世致用的抱负，却未曾得以放手施展。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孔子似乎也有过对政治生涯的心灰意冷。但是，他对于礼乐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却未曾有过犹豫彷徨。即便当时无法兴起礼乐以济世安民，他仍把希望寄托在将来。

孔子一生不得志，至老年仍到处奔走宣扬礼乐之治。五十一岁才开始在鲁国做官，可惜好景不长，并未得到重用，从五十四岁到六十八岁，复又在外漂泊十四载。后又回到鲁国，“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这其中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孔子对礼乐之治的坚持与当时的政治需求不相符合。春秋末期，周王室权力式微，各国君主聚焦于扩充国家军力以自保或是图霸，根本无暇顾及礼乐。

在屡屡碰壁的情势下，孔子自己也抱怨“莫我知也夫”（《论语·宪问》，以下凡引用《论语》，只注篇名）。李零先生曾说：“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孔子很孤独。他很恓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其实孔子得名甚早，如果愿意改变行事作风，趋附政治家的需求，或许就不必在周游列国的凄惶中被人取笑为“丧家之狗”。但他却不仅未曾放弃过对礼乐文化的坚守，而且是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周游列国宣扬礼乐。就像他对自己的评价：“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这句话是孔子回答叶公问子路的话，孔子至叶，已经六十三岁。一位饱经风雨坎坷的老人，却没有消极悲观，仍然积极有为，不知老之将至。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令人折服。在这种乐观情绪的感染下，他以一种坚忍的精神坚持着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是他坚忍品格的最好宣言。因为他坚信“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所以即使在厄于陈、蔡，断绝粮食，从者病，莫能兴，士气大衰的情境下，他依然能够讲颂弦歌不衰，能够用“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的话来鼓励大家。

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前，孔子一直积极求仕，希望能够有贤明的国君赏识自己的政治诉求，推广礼乐文化。然而总是事与愿违，以至于有两次孔子想接受叛臣公山弗扰和佛肸的邀请。后因子路的反对没有成行，但却留下了“吾其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的慨叹。这一点多为后世反对孔子的人所诟病，其实这正反映了孔子内心的矛盾：很想有一番作为的期许和道德理性的冲突。然而在积极求仕的另一面，却是他对山林隐逸生活的向往和对隐士的尊重。在《论语》中很著名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先进》）篇中，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说了自己愿为政的志向，夫子只是各做点评，到曾点说出自己的志向仅仅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时候，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句慨叹，很形象地点出了夫子其实很向往那种无忧无虑的自然生活。他也很欣赏那种“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的深藏自保的智慧。但是在楚国听到隐者桀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微子》）的疑问后，夫子却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来做回答。

明明知道前路艰难，明明尊重、向往隐士的生活，却依然坚定走自己已然选择的变革道路。坚持，在这种选择和牺牲的映衬下，更带着一抹悲壮的色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很容易忽略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环境。其实春秋时期不应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而是“礼乐”变易的时代，虽然具体的礼制有变，但原始的吉、凶、军、宾、嘉诸礼，以及普通人之间的生活社交的礼仪，仍在进行。（朱顺龙、顾德融：《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钱穆先生也在《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一文中指出“春秋时代，中国社会上之道德观念与夫道德精神，已极普遍存在，并极洋溢活跃，有其生命充沛之显现。孔子正诞生于此种极富道德精神之社会中”，“这种道德精神，用中国传统语说之，则皆是一种礼教也。礼教之在春秋时，其影响人心者，可谓甚深甚厚。”（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对此，刘泽华先生也有论断：“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只是礼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并不是礼本身的废弃。因为礼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儒家在礼衰之时，看到了它必将复荣，为礼的再兴进行了顽强的奋斗。儒家之外，除少数思想家主张废除礼，多数思想家都给礼留下了大小不同的席位。”（刘泽华：《先秦礼论与君主专制主义》，转引自《洗耳斋文稿》，中华书局2003年版）可见“德不孤，必有邻”（《里仁》），在当时并非只有孔子一人坚守礼乐，虽然礼乐文化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因为社会战乱，国君热衷于扩充军备力量而受到冷遇，但是礼教却在社会层面上广泛影响着人心。其中，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者对礼乐文化的改进与推广，功不可没。

孔子在充分吸收了西周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对日渐僵化的礼仪制度做了一番创造性的转化，适时提出“仁”的概念，希望人们可以从内心的真实情感出发，虔敬地践履礼的每一个仪节。在礼彰显皇权、划分等级的功能外，他将礼带出贵族范围，强调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愿意学习礼乐，坚持德性的修养，皆有成为君子的可能。这种升华的礼的精神内涵和普遍意义，给了礼永恒的精神生命，使其不会仅仅只是一种制度，随着时代的更迭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而必然会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不可替代。

对孔子来讲，遵守、提倡礼乐文化，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这些细碎的礼仪细节，更在于其背后重要的意义——为了上下有序、社会安宁。“礼”的学说体系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由礼治而达社会大同，是孔子的理想。虽然他的学说仍旧根植于旧的社会基础之上，只是面对社会现实的改变而做了相应的调整，但我们不能打破社会环境的局限来苛求古人。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改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一家一姓的利益，而是怀着社会大同的关怀。因此，“具有合理性的思想，即便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因为‘不合时宜’而遭受冷落甚至是贬抑，但时局一旦发生变革，仍可以‘度尽劫波’而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孙家洲，《“三不欺”：古代从政风格臆解》，《理论学刊》2005年第7期）礼乐文化因为失去了宗法制度的社会土壤，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不合时宜”而备受政治家们的冷落，在秦代又经历“焚书坑儒”的严厉打压，但终究“度尽劫波”，在汉以后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产生持续影响力，礼乐文化逐渐成为中华文化圈的标签，生活于其中的人“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孔子对待礼乐文化的态度告诉我们，每个时代都会有变革在发生，可是每个时代都无法抛弃前代文化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