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无意对经典作出严格的界定。就其一般性来说，它是能够引起持续震撼力的那一类伟大的著作，最能体现人类“原创性”的东西基本上都凝结到了经典之中。经典普遍存在于人类几种伟大的文明中，它是一种“特殊”的贵优“珍品”，而且是不朽的。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之下，“经典”可以划分为一些不同的类型。这里，我关心的是与下列讨论有关的一种类型的经典。这种类型的经典，大概相当于Bible或Holy Bile而不是Classics，在传统社会中保证着世界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并获得了正统性的地位，因此可以称之为“神圣型经典”或“宗教型经典”。用来说明经典的条件而被我们作为个案的儒家经典，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经典。中国是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中较早形成经典传统并由“经典”引导的文明和文化。儒家经典及其围绕它们而形成的经学，最为体系化、规模化和符号化，谁要是说中国最具有“经典传统”和经典解释传统，我不会表示任何异议。我所说的早期儒家经典，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它们一般被称之为“六经”。本文从儒家这六部书籍的经典化过程这一特殊的视角，试图对经典的条件这一一般性的问题提供某种一般性的理解。 
     
                                         一 
     
    我从不能回避的“六经”的书写、汇集、编篡、定型这一既非常复杂又论辩不已的问题谈起，不过这里只能简略地谈谈。在文字形成之前，口口相传无疑是保存知识经验、价值信念的最重要方式。文字产生之后，记载和书籍就具有了口口相传所不具有的优越性（虽然口口相传仍然是保存传统的一种方式）。中国文字和书写传统起源很早，以记事记言为主要职能的史官，也具有悠久的传统。说到早期儒家的六部典籍，可以肯定，它们并非一时一地一人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书写、编篡、汇集和逐渐定型的过程。一种说法（如今文学派、皮锡瑞等）是，“六经”出自孔子，或者至少认为与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如司马迁）；与此相左的说法是，“六经”与孔子无关，它们只是古代的史料（如古文经学），或者像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史”，“六经”原本只是先王之政典。照我的说法，“六经”的大部分文本及其教授，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了或长或短时期的演变，并且基本成型，如《国语·楚语》记载楚庄王问申叔时（申公）教太子箴事，申叔时的回答是“教之《诗》”、“教之《礼》”和“教之《乐》”等。庄王在位时间，是从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太子箴共王590年即位，孔子在40年之后的551年诞生，这说明典籍的传授和教化传统，在孔子之前已经形成。《礼记·经解》记载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所说的“教”应该就是指这一经典传授和教化传统。对春秋之后礼乐崩坏、斯文萎靡具有沉重忧患意识的孔子，把继承和复兴周文化和周礼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作为通常所说的中国第一个创办私人教育的教育家，以“以《诗》、《书》、《礼》、《乐》”教所拥有的大量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注：参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所教授的典籍，就是在他之前已基本形成的六部典籍。但是，“六经”与孔子仍然具有密切的关系，单就他教授和保持典籍的传承这一意义上说，他就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如《庄子·天道》记载了他往见老子求“西藏于周室”的事迹。司马迁认为孔子根据史记作《春秋》，“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序《易》，并认为“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孔子与“六经”传承的密切的关系。

    在六部典籍中，《书》的形成、不同传本和篇目真伪引起的争论最为激烈。但合理的推测是，包括了《虞夏书》、《商书》和《周书》的《书》，都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变化过程，即使不相信传说中的《书》有三千多篇，但可以说是比较多的。孔子之时，《书》已经佚失了不少。在帛书《要》中，孔子尝言：“《尚书》多於（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注：见《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第4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今本《尚书》，当是原《书》的部分传本，这从先秦引用的不在今本之内的逸《书》、逸《周书》也可看出。（注：请参阅陈梦家的《尚书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和杨宽的《论〈逸周书〉》（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在此只需强调一下《书》是经过很长时期的演变过程而形成的就够了。《诗》的汇集和编纂，虽然没有《书》所经历的时间长，但以周初和春秋初为上下时限，也历时五百多年，它是通过采诗官的采集和公卿列士的献诗逐渐汇集和编篡而成的。孔子之前《诗》的数量也许并不确定，孔子“论次”《诗》，我想可能是对《诗》进行了某种选择取舍和编排。但《诗》教传统，由来已久。孔子对这一传统的承继和发展，集中体现在对《诗》的传授、阐发和运用上。被题为《孔子诗论》的战国楚竹书，是先秦儒家传《诗》系谱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是迄今我们所看到的先秦儒家述《诗》的既是“第一个”又是“比较完整”的文本，它的重见阳光，使我们有幸认识到先秦儒家论诗的“更具体”、“更多”的面貌，使我们重新恢复了先秦孔子授《诗》和弟子记说的历史记忆。它不仅与通行的《毛诗》形成了对比，而且无疑也与既存的先秦儒家《诗》论构成了比较关系。根据研究，我倾向于认为，此一记载有孔子论诗内容的作品是出自子夏，可题为子夏《诗记》。（注：笔者撰有《儒家〈诗〉教系谱新知见：孔子授〈诗〉与弟子“记说”》。）《易》的形成和传承也有很久的历史。记载中的夏曰《连山》、商曰《归藏》、周曰《周易》，由于前两者都没有保留下来，且没有可靠的证据，其真实性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归藏》的出土，确证了古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后来作为古经的《周易》，大致在西周已经形成。所谓文王从已有的“八卦”中推演出六十四卦，所谓卦辞、爻辞乃文王所作，或认为爻辞出自周公，大致可信。《周易》也是占筮之书，它与《连山》和《归藏》有所联系是自然的。但它与注重“象数”和筮占的《归藏》有所不同，而是慢慢发展出了“演德”和“义理”的传统。到了孔子儒家，这种倾向成为主流。作为古经后称之为《仪礼》的《礼》，如果说主要是成于西周或接受作者是周公的说法，那么到孔子之时，也经过了很久的传承。《礼》对夏商之礼当有所沿袭，但也许正如孔子所说已难求证。我们倾向于相信本有《乐》经，正因为这样，才有了《乐》与其它五经往往相提并论的记载。《礼记》有《乐记》，《荀子》有《乐论》，《史记》有《乐书》，广义上可以说是对《乐》的传述。根据西周的“礼乐”传统，《乐》的出现也不会太晚。旧说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一书中几处都认为孔子作《春秋》，《史记》也如此记载。但如果根据《左传·昭公二年》所载的“观书於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和《国语·楚语》所说的“教之《春秋》”，那么就不能说孔子作《春秋》。在孔子之前，《春秋》当基本成型，孔子对《春秋》应该只是作了某种加工。
 
    总之，“六经”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书写、汇集、编纂和传承逐渐逐定型的，经典的传统，恰恰又是漫长传统之下的产物。 
     
                                       二 
     
    上面对“六经”的书写、汇集、编篡和定型等过程非常粗略地讨论，只是为我们理解经典的条件提供了一个向度。儒家典籍的经典化还包括着与此相联系的其它一些重要过程。现在我们简要看一看经典名称的演变。 
 
    大家知道，儒家“六经”本不称“经”，“六经”被称之为“经”，本身就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注：照章学诚所说，“六经”原来都只是记载先王政教典章制度的史实，它是史也是事。参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上，中华书局，1985年。王葆玹提出了先秦从“典”到“经”的演变线索。参阅《今古文经学新论》，第31～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大致而言，应是先称之为“书”，继之称为“典”，后则主要称之为“经”。“书”的本义是“著”、“记”和“写”，《说文》解释为“箸”（箸通著），《广雅·释名》解释为“记”。《释名·释书契》云：“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墨子》中有“书之于策”、“书之竹帛”、“书其事于竹帛”等说法，“书”的意思皆为记载和著录。上古记载和著录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是君王的言行。《后汉书·许慎说文解字序》区分“文”、“字”、“书”说；“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如也。”上古主要限于政教的书籍虽然有限，但除了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外，当还有其它许多书而后来佚失了。“书”就是它们的共名。作为“六经”之一的《书》，直接以“书”作为“书名”。其所谓“书”，恰当的解释自然是“记载”而不是“书籍”。《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等所谓的“书”，皆同此义。《书》作为“书籍”，仍只是上古“书籍”的一种。在上古书籍非常少而且主要是关涉政教的情况下，只要是“书”应当都是比较贵重的，“书”就是当时的“经典”。
 
    把书籍中的一部分书突出出来加以强调的意识，应该是书籍数量有了一定增加之后的事。“典”的名称，可以说就是适应这种需要产生的。照《说文》的解释，“典”是指“五帝之书”，“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典”在形制上大于一般的书。《书·五子之歌》言“有典有册”，明确把“典”和“册”加以区分。“典”是特殊的简册，主要记载帝王之言行，并引申为“常”和“法”。《说文》释“册”为“符命”，应是引申义。《书》中的“典”、“谟”、“训”、“诰”、“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