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爱的传递

　　我们的故事要从徐本禹说起。

　　出身贫困的徐本禹，成长过程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进入华中农业大学后，他下定决心要传递这份爱心。2002年7月，徐本禹和同学赴贵州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岩洞小学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狗吊岩村是乌蒙山区的一个信息封闭的孤岛，不通公路、不通电话，孩子们是在岩洞中用石头垒成的课桌上课。徐本禹被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刺痛，队友们完成任务后离开了，他又坚持了半个月。走的时候，孩子们硬把几个鸡蛋塞进他的背包里，他们擦着眼泪，不停地问：“徐老师，你还会回来吗？” 徐本禹流着泪，庄重地给孩子们承诺:“毕业后我一定回来”。

　　2003年3月，徐本禹考取了本校硕士研究生，但他觉得，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兑现自己的承诺，于是作出了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放弃读研的机会，回到山区继续支教。学校决定破例为他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并为他提供经济资助。因为一句承诺，徐本禹独自在贵州省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为民小学、大水乡华农大石希望小学支教两年。

　　2004年，学校彭光芒教授和范敬群老师去当地考察。回校后，彭光芒教授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以“南湖居士”的网名，在网上以纪实图文发了《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的帖子。帖子在数小时内就因跟帖数量过多而导致服务器堵塞。很多网友在回帖和邮件中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愿：因为徐本禹的故事而感动，因为感动而行动。

　　2004年，徐本禹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2005年由华中农业大学捐建的华农大石希望小学新校舍落成。“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天，孩子们搬进了崭新的教室，校园成了最快乐的地方。

　　此后，学校决定每年在应届毕业生中招募优秀志愿者继续支教活动。10年的爱心接力，已经有66名研究生志愿者参与其中。

　　支教的那一年，我们爬过最多的山，摔过最多的跤，吃过最多的土豆，喝过最多的酸汤。但是最难熬的日子还是在冬天。山区天冷，还经常有冻雨，我的10个手指冻了个遍，又疼又痒，常常彻夜难眠。医生说右手小拇指二级重度冻伤，再晚一点可能要坏死截掉。妈妈抚摸着我长满冻疮的手指，泪流满面。我当时也想哭，但最后还是强忍着对妈妈说，没事。我跟妈妈讲，那一年，我收到了最难忘的礼物。山里孩子腼腆，不会大声说我爱你，却会用行动表达他们的心意。当我们手中突然被塞进一两个鸡蛋或者一块芝麻饼干，还没来得及看清是谁时，孩子们就跑开了。在教师节或是某一天清晨，宿舍的窗外会被摆放上几束野花，幸福就这么突然地涌上来。

　　那一年，我读懂了成长。在我支教期间，华农的学生李满营被确诊为白血病。消息传到小学，孩子们把这位远在武汉的大哥哥当作自己的亲人，纷纷画画、写信送上自己的祝福。知道治病需要花很多钱，三年级的严洁，每天放学后跟着妈妈上山挖药材，卖了5块钱，同班的王春兰卖了4个鸡蛋，凑了两块钱。一枚枚硬币，一张张被攥得皱巴巴的纸币，汇集起来，送到武汉。孩子们用一颗颗真诚善良的心，学会爱，传递爱。是爱，让他们成长。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一重重变化正在大山中悄然发生。

　　大石小学当年的破木楼已经被新教学楼取代，学校里有了爱心食堂、爱心书屋、多媒体设备。在团中央“关爱农民工子女行动”项目支持下，有了“七彩小屋”。有些孩子去过武汉、来过北京。200多名当地教师走出大山到武汉交流学习。

　　所有变化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人的变化。10年前，孩子们的表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今天，孩子们的笑脸像阳光一样灿烂。更令人欣喜的是，大石小学毕业生中有7人考上大学，其中一位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她就是康胜美同学。

　　当年孤独的支教者如今已发展为一个成建制的爱心组织，它有一个骄傲的名字，“本禹志愿服务队”。服务队里有研究生支教团、红杜鹃爱心社等一批团队，队员1200多人。他们以各种形式，开展公益服务活动。

　　这是一个爱心传递的感人故事，故事没有终点。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徐本禹”，正为梦想，为青春，感动而行动，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丁洁，“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现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

    感谢有你

　　我来自贵州省大方县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现在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大三学生。在我6岁上小学一年级时，已经开始独立承担家务。有一次，我在洗碗的时候，不小心把一锅开水全洒在了身上，留下了很多疤痕，从此我心里一直很自卑。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姐姐考上了初中。家里实在负担不起，爸爸妈妈想让姐姐退学，看着姐姐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泣，我忍着泪水对妈妈说：“妈妈，让姐姐先去读，我还小，以后还有机会。”

　　第二年，11岁的我到了贵阳打工，给别人卖臭豆腐。体重不足60斤的我，每天挑着30多斤的担子上街叫卖。每个月有100块钱的工资，我舍不得花，全部攒起来寄给了家里。

　　一年后，我回到学校继续读书。爸爸把我转到了徐本禹老师支教的那个学校，正好上徐老师教的五年级。徐老师得知我是打工后回去上学的，怕我基础差跟不上，经常给我补课。他还常常开导我，不要因身上的疤痕而自卑，我心里充满了对徐老师的感激。徐老师生日那天，我很想向徐老师表达我的心意，但是身上没有一分钱。最后，我偷偷跑到小店，赊了一个两元的蛋糕，送给徐老师。徐老师却含着泪把蛋糕分给了同学们吃。

　　每次上课，看到讲台上徐老师消瘦的背影，过着那么辛苦的生活，还努力地想把知识都教给我们，我就默默地对着大山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走出大山，将来像老师那样去帮助他人。

　　农历6月19日那天，我和村里的同学早早地去学校补课，可徐老师很晚都没来教室。正准备出去找时，一辆车开进了学校。徐老师双眼通红地从车上走下来，他从背包里拿出笔和纸，低着头，蹲下写了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递给我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或打电话，千万不要再放弃上学。”听到老师有些颤抖的声音，我好像明白了什么，攥紧双手，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徐老师又从口袋里掏出200块钱，塞在我兜里说：“我答应给你免学费的，钱你拿着，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这时同学、村民们都聚集到了学校门口，很多人躲在一边哭出了声音。徐老师没有说话，两眼红肿，默默地转身进了车里。我们跟在车子后面，一路上追着哭着。看着车子消失在远处，那一刻，我心里像被抽空了一样，一下失去了依靠。

　　徐老师走后，我们班从原来的46名同学减少到11名，我谨记老师的话，继续上学，而且更加刻苦。那年我以全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初中。

　　这一别就是6年，徐老师又去了更穷的大水乡、非洲支教，而我开始上初中。在这期间，他托其他志愿者一直关心着我。后来我考上市重点高中——毕节民族中学，徐老师每学期都给我寄500块钱的学费，常常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帮我排忧解难。高二时，徐老师还去学校看我，问我想考哪个大学，我笑着对老师说：我要考你的母校——华中农业大学。

　　高三那年，妈妈被查出癌症晚期，医生说妈妈只有3个月的时间时，我觉得世界瞬间崩塌了。我跑到医院楼顶，双膝跪地，哭着拨通了徐老师的电话，电话里的徐老师也在抽泣，他安慰我说：“好好照顾你妈妈，勇敢地去面对生活。”徐老师又请本禹服务队的志愿者给我妈妈寄去1000块钱买补品。我牢记徐老师的话，一边认真准备高考，一边带着母亲四处寻医。高考后，在妈妈最后一个月的日子里，我日日夜夜守在病床边。可是无论我多么努力，妈妈最后还是走了。妈妈下葬后，我想弃学去打工，本禹老师坚持要我读大学，并鼓励我填报武汉的学校，说好有个照应。后来，我考入了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在我为学费发愁时，他又拿出5000块钱给我。去年8月，徐老师担心我脖子的疤痕影响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又联系社会好心人士替我做了免费修复。

　　一直以来，徐本禹和徐本禹们给予了我太多的帮助。上大学了，我觉得我应该兑现诺言、回馈社会。我加入了本禹志愿服务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在周末和同学一起去盲校、去福利院，看望老人，陪瘫痪的大姐学英语。2012年7月，我申请参加了贵州支教团，我把戴着耳钉的叛逆男孩、穿着暴露的无知女孩拉回了课堂；我像本禹老师一样挨家做家访，我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读书有多重要。

　　我的生命因为徐本禹老师变得丰富和美好，我希望我有能力让更多的生命因为我而美好！（康胜美，“本禹志愿服务队”贵州受助学生代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