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实践智慧，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组成部分，构成了其主要思想根基。儒家思想重修身立德、知行合一，其民本、务实、笃行理念，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求高度契合。我们要坚持“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贯通传统智慧与当代实践，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千古名言，道尽了儒学跨越时空的实践价值。上半部《论语》收束于《乡党》篇，从《论语・乡党》中孔子将抽象道德化作日常实践的鲜活言行，到《礼记・儒行》篇十七种儒者德行的具象规范；从“道不远人”的价值旨归，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实践警醒，儒家文化始终扎根现实生活，以实践为根本内核，构建起贯通修身、处世、治国的智慧体系。这份实践智慧，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的核心密码，更为当代社会破解知行脱节难题、实现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深厚滋养。

道在人间：儒家实践智慧的价值根基

　　儒家实践智慧的核心底色，在于确立了“道在人间”的价值根基，彻底否定了道德与实践的割裂，让“道”成为贯穿日常生活的行动准则。“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一语精准点出了儒家对“道”的本质认知——道绝非高悬云端的抽象理念，亦非远离世俗的玄妙思辨，而是蕴藏在人间烟火、日常言行之中，与每个人的生活实践紧密相连。

　　《中庸》开篇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率性”思想为“道在人间”奠定了人性根基，道并非外在强加的规则，而是源于人先天的本性，践行道的过程，本质上就是顺应、彰显本性的过程；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所言“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则进一步阐释了率性而行的实践路径，人的本性需在接触事物、心生悦纳、反复习练中才能落地为稳定的行为准则，让“率性之谓道”从人性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生活实践，与“道不远人”的旨归高度契合，共同说明道既源于人性，又需在人间世事中得以彰显。

　　《论语・乡党》对孔子的记载，正是“道不远人”的生动诠释。君召使摈时的神态庄重、步履急促，入公门时的躬身谦卑，饮食上对洁净与适度的坚守……这些看似琐碎的行为细节，实则是“礼”与“仁”的具象实践，儒家的道德追求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举手投足的生活自觉。孔子用一生证明，真正的“道”，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而是体现在朝觐、宴饮、交往、饮食等具体场景的行为准则，是在现实中不断践行的道德追求。

　　《儒行》篇被《孔子家语》和《礼记》收录，该篇将日常实践升华为儒者的立身之本，以“弘毅”“特立”“近人”“刚毅”等十七种德行，构建起系统化的儒者实践规范。与《乡党》的生活化呈现不同，《儒行》更直接地彰显儒者的实践品格：“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将“力行”奉为儒者核心特质；“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让仁德理念化作彼此扶持、躬身践行的具体行动。这种对实践德行的强调，与“道不远人”一脉相承，共同彰显了儒学“重实践、尚实干”的本质。儒学拒绝脱离现实的道德空谈，要求人在具体社会生活中践行道德、实现价值，让“道”在人间实践中得以彰显与传承。

　　孔子晚年修订《春秋》，表达了孔子的微言大义，体现了他的政治观念，他不空谈义理、徒托空言，而是以史载道、借事明义，将政治理想与价值评判寓于史实记述之中。他有感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故而“寓褒贬，别善恶”，在一字一句间确立是非标准，警示乱臣贼子，匡正世道人心。《春秋》不尚虚论，重在直面现实：以历史为鉴，辨治乱兴衰；以名分定序，正君臣父子。其旨不在记事之详，而在以史明理、以文救世。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是强调道德理想必须落实于人事实践、社会秩序与政治担当，体现了儒家立足现实、经世致用的根本精神。

知易行难：儒家实践智慧的认知内核

　　从认知与实践的关系来看，儒家实践智慧以《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为重要警醒，深刻揭示了知行关系的本质，成为历代儒者躬身践行的核心准则。这句古训精准点出人类认知与实践的普遍矛盾：相对而言，也许知晓道理、掌握知识并非难事，将道理转化为行动、将知识付诸实践，才是真正的考验。这种“知易行难”的认知，构成儒家实践智慧的重要根基。

　　儒家始终强调“知行相依”“行胜于言”，认为“知”离不开“行”，“行”是“知”的源泉、目的与检验标准。《中庸》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儒家认知与实践的递进关系确立了经典指导，从广博学习、审慎追问，到深入思考、明晰辨别，最终落脚于笃定践行，五个环节层层递进，将“知”的探索与“行”的落地形成完整闭环，精准诠释了儒家“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认知逻辑，也让“知易行难”的警醒有了具体的破解路径。唯有完成深度认知，才能让最后的“笃行”有坚实根基，避免盲目践行；而唯有以“笃行”收尾，前四步的认知才不会沦为空谈。孔子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将“行”置于“学”之前，明确实践是学习的基础与归宿；荀子进一步强调“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将实践视为认知的最终目标。在儒家视野中，脱离实践的“知”是空洞的教条，唯有经过实践的检验，知识才能真正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道德才能真正成为立身行事的准则。

　　这份“知易行难”的警醒，贯穿于儒家修身、处世、治国的方方面面。在修身层面，《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将“格物致知”作为修身起点，而“格物”的本质正是通过躬身实践探究事物规律；朱熹释“格物”为“即物而穷其理”，王阳明则在此基础上提出“知行合一”，从“格竹七日”的体悟中认识到，唯有通过自身实践体悟良知，方能实现真正的修身。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养浩然之气”，皆是通过日常实践不断反思、提升的过程，彰显“知易行难，终之更难”的修身智慧。

　　在处世层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等准则人人皆知，但真正做到换位思考、诚信友善，却需要始终如一的实践坚守。《儒行》中“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的理念，要求儒者将忠信、道义转化为实际行动。

　　在治国层面，“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仁政理念深入人心，但真正落地惠民，却需要统治者扎根实践、求真务实。真正的治国智慧，不在于掌握高深理论，而在于深入民生实际，将理念转化为落地惠民的具体举措。

知行合一：儒家实践智慧的精髓要义

　　儒家实践智慧的精髓，在于以“知行合一”实现了“知”与“行”的辩证统一，破解了“知易行难”的实践难题，为人们提供了贯通认知与实践的完整路径。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念，强调“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是行动的开端，行动是认知的完成，将儒家实践智慧推向新的高度，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没有脱离行的知，也没有脱离知的行。在其看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真正的认知必然伴随自觉的行动，而行动的过程，亦是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理念与“道不远人”的价值旨归、“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实践警醒相融相通，共同构建起儒家实践智慧的完整体系。

　　“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首先，体现为“知而行之”的行动自觉，要求人们将认知迅速转化为实践，拒绝拖延与空谈。《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正是“知而行之”的经典指引，前四步的“知”是为了让“笃行”更具方向性，而“笃行”则是对前四步“知”的最终印证，让“知而行之”不再是单纯的行动要求，而是有深度认知支撑的实践自觉。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后，不仅在鲁国推行仁政，更周游列国十四年，历经磨难仍坚持传播仁学；晚年归鲁，又讲学授徒、整理典籍，将“仁”转化为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实际行动。王阳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后，在南赣剿匪时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在平定宁王叛乱时运筹帷幄，始终以实践检验理论价值。在儒家看来，“知”的价值不在于空谈炫耀，而在于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唯有“知而行之”，才能让道德与知识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

　　其次，体现为“行而求知”的认知深化，强调在实践中获得新知、完善认知，实现“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的螺旋式上升。儒家始终认为，实践不仅是认知的目的，更是认知的源泉与动力。《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正是对“行而求知”的生动阐释，人在接触事物、践行道理的过程中，会不断深化对本性、对道的认知，在反复习练中让认知更加笃定，让行动更加自觉。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将学习、思考与实践结合，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才能获得真知、提升认知。

　　最终，体现为“善始善终”的实践坚守，破解“非行之难，终之斯难”的终极考验。魏徵将《尚书》的古训延伸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非行之难，终之斯难”，精准点出实践的核心挑战——不仅要将认知转化为行动，更要在行动中始终坚守。儒家强调“持之以恒”“慎终如始”，认为真正的实践不是一时热情，而是长期坚守。而“率性”思想与“待习而后奠”的实践路径，正是善始善终的重要支撑：顺应本性让践行有内在动力，反复习练让践行成为稳定习惯，最终实现“习与性成”，让坚守道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善始善终的坚守，正是儒家实践智慧的可贵之处，也是破解“知易行难”的关键。

薪火相传：儒家实践智慧的当代价值

　　当代社会，科技进步让知识获取愈发便捷，但知行脱节、空谈理论的现象愈发凸显，“知而不行”既阻碍个人成长，也影响社会发展。儒家以“道不远人”为旨归、“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为警醒、“知行合一”为核心的实践智慧，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为个人修身、社会发展、国家治理提供重要指引。

　　个人修身层面，儒家实践智慧助力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化。当代人易受物欲诱惑，陷入“知道却做不到”的困境。“道不远人”指明修身道理藏于日常言行，“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正视实践难度，“知行合一”提供具体路径。《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给出清晰修身步骤，通过博学审问拓宽认知，慎思明辨坚定本心，笃行实践转化道德准则；“率性”与“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提醒人们，修身需顺应本心，要“吾日三省吾身”，在小事中反复习练，让修身成为生活自觉。

　　社会发展层面，儒家实践智慧引导树立实践品格，营造向善向上的风尚。当代社会诸多矛盾源于脱离实践、空谈道理：人际交往矛盾缺“与人为善”的实践，道德滑坡缺“言行一致”的坚守，公共事务低效缺“脚踏实地”的作风。儒家“恕以待人”引导换位思考，构建和谐人际；“见贤思齐”激励以贤为榜，提升修养；“知行合一”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日常行动。“博学笃行”心法同样适用于社会道德践行，让人们从浅层了解走向深度认同，而“待习而后奠”表明，良好风尚需每个人反复践行，在群体习练中形成稳定风气。

　　国家治理层面，儒家实践智慧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推动发展理念落地。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等任务的破解，关键在“知”“行”统一。儒家智慧与“实事求是”“真抓实干”高度契合：“格物致知”助力科技创新落地，破解创新“知易行难”问题；“仁政爱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惠民理念转化为举措；“知行合一”要求脚踏实地，破解发展规律“知而难守”问题。“博学笃行”成为治理心法，博学审问是把握规律、体察民生的基础，慎思明辨是科学决策的关键，笃行是转化成效的核心；“率性”与“待习而后奠”提醒治理者顺应规律，在实践中完善策略，推动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

　　道在人间，行以致远。儒家实践智慧始终扎根现实，以实践连接认知与行动、个人与社会。从日常实践到德行规范，从实践警醒到核心精髓，儒家传递的核心信念是：道理在脚下，价值在践行。新时代传承儒家实践智慧，就是树立“实践第一”理念，拒绝知行脱节，将知识与理念转化为行动。唯有躬身实践、坚守实干，在修身中坚守、处世中践行、治国中实干，实现“知”“行”互促，才能破解难题、成就未来，让儒家实践智慧在新时代绽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