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是儒学，儒学的根基是经学。中国传统思想的转型与发展，往往是通过经学的变革和转型而完成的。近代经学家皮锡瑞将宋代的经学变革称为“经学变古思潮”，这一经学“变古”实际上包括疑经思潮与新经学思潮。宋学的疑经思潮是为了否定和摆脱汉唐经学，宋学推动的新经学思潮使得宋学的经典体系与义理体系发生重大变革。

宋代疑经思潮兴起

  唐宋之际发生的历史变革使士大夫群体越来越居于政治和文化的主体地位。宋代士大夫积极投入新政运动中，推动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科举制度、财税制度、军政制度等一系列政令革新。作为文化主体，宋代士大夫批判汉唐经学的繁琐和僵化，反对将经学归结为章句训诂、典章制度之学，迫切希望通过疑经思潮来摆脱汉唐经学，进而推动重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中唐之后，学术界的一些经学家开始倡导“舍传求经”思想。北宋庆历之际，士大夫群体中兴起了一股疑传思潮。宋儒疑经不是对圣人留下的经学元典的权威性提出怀疑，而主要是对汉唐经师解释经典的注疏之学提出怀疑。宋儒怀疑汉唐经学涉及以下方面的问题：对汉唐经师解释经典的注疏之学的价值意义的怀疑；对部分经传本身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的怀疑；对少数经学元典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的怀疑。

  具体而言，宋儒特别注意区别经学元典与后人对经典的解说，他们认为只有经学元典是“圣人之道”的直接表达，而汉唐经师留下的大量注疏无法正确传达圣人之道，无法实现指导人们内在修身、外在经世的目标，往往衍化为一种支离繁琐的无用学问。所以宋儒怀疑汉唐经师的经典解释体系，认为这种繁琐的知识体系完全背离经学的本意。

  宋儒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早期儒家的传记之学。早期儒家在整理“六经”文本时，为它们作了大量解释性的《传》《记》《序》等。秦汉以后诸儒所述的传记很多，其中出现了一些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不一的篇章，说明这些传记可能不是圣人所书，而为后人窜入。宋儒认为不应该盲目相信汉儒整理的传记文献，而是可以对这些传记的真伪提出怀疑。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率先提出“《系辞》以下非孔子作”的观点，直接对向来被认为是孔子本人所作的《易传》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他还撰有《毛诗本义》，对历来被认为是子夏、毛公所作的大、小《诗序》提出怀疑。南宋郑樵著有《诗辨妄》，将《诗序》指斥为“村野妄人”的作品，使向来受到尊崇的《诗序》受到贬抑。

  宋儒还将怀疑对象扩大到经学元典本身。汉唐经师曾经推崇不可置疑的元典经文，但在历史传承过程中出现错字漏字、残简断篇、作者错误、时间倒错甚至是伪经等情况，其真实性受到怀疑。《六经》之学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元典文献可能发生遗漏、错乱等问题，使得汉唐经典体系出现以讹传讹的可能性，而这些错乱的经书不能正确表达圣人之道。所以宋儒对部分经文本身的真实性、完整性表示怀疑。如朱熹因为经典文献的文体风格、语言表述的差异矛盾等，怀疑古文《尚书》的真实性。

  宋儒对汉唐经学的注疏之学提出质疑，进而对经学的传记甚至元典本身提出质疑，从而推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疑经思潮，这是宋学兴起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学术现象。朱熹总结宋学的疑经依据：“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可见，宋儒既可能以道德理性为依据来辨别经典的真伪，也会以知识理性为依据辨别经传文本的真伪。在汉唐之时，学者们对经师的注疏都不敢稍作改动，更不用说对经文本身的怀疑和改动了。疑经思潮的出现，表明两宋学术思想界希望突破汉唐注疏之学束缚的强烈要求，成为宋代学术重大变革的先声。因此，宋学思潮既是一场批判汉唐经学、怀疑注疏经传的疑古思潮，又是一场回归经典、重建经学的新经学思潮，后者真正体现出宋儒经学的变革精神与根本目的。

宋学的经典体系重建

  宋儒对汉唐经学的怀疑思潮，推动了儒家经典体系的重建。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原是汉唐经学的学术总结，但北宋庆历以后，原来的经典体系受到疑经思潮的影响，宋代士大夫迫切希望通过重建新经学体系，强化儒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功能，从而推动宋学兴起。

  宋学新经典体系形成的第一个阶段是王安石主持《三经新义》的重新训释。《三经新义》虽然部分传承汉唐经学的经典体系，但已根据现实要求对经典体系作出重大调整，其目的在于建构与熙宁新政相契合的意识形态。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的目标，由王安石主导的经义局得以设立，他们选择能够与新政结合的《诗》《书》《周礼》经典体系，抛弃汉唐章句而重新加以训释，体现出宋学新经学的特色。熙宁八年，《三经新义》修成，随即颁行天下，作为学校统编教材和科举考试标准。汉唐经学体系主要是以“先王之制”为核心，其主体内容是追溯三代典章制度的外王之学。而王安石希望将重新诠释的《诗》《书》《周礼》与新政改革结合起来，其新经学是新外王之学。不过，随着熙宁新政的失败，道学派在反思的同时也否定了王安石功利主义新经学，使得道德心性的新经学逐渐成为宋学主流。

  道学派成为重建内圣之道新经学的学术主体，他们发现汉唐经学体系已经不能承载儒家的价值信仰，也不足以应对佛老之学的挑战，故而进一步提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地位，建立了理学化的《四书》学。因此，宋儒推动了以新内圣之道为核心的《四书》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使儒家核心经典由《五经》学转变为《四书》学，新内圣之学的《四书》学的地位逐步提高。《四书》体系作为“学以成圣”的经典依据，逐渐演变发展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朱熹在建构《四书》经典体系的过程中，也指出《五经》在明理方面的缺陷：“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乐经》亡而《礼经》缺，二戴之《记》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焉。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在朱熹看来，由于《六经》本就残缺，加之各经所体现的儒家义理各有所主而不能贯通，给学者探究义理造成极大困难。他们从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学派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中，选择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四书》，作为道学派重新展开经典诠释的主要对象。这一点，朱熹作了明确说明，“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以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这样，《四书》学的地位高于《五经》学。

  宋儒特别重视《四书》的新经典体系，将自己的思想观念、文化理想建立在以儒家经典特别是以《四书》为依据的新经典体系的基础之上。特别是朱熹在重新整理和诠释《四书》时，已经将其建构成一个有机的经典整体，“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的基本思路即以《大学》中的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八条目为基本构架与线索，再通过研习《论语》《孟子》《中庸》，从不同方面下功夫，从广度和深度上达到对儒学义理的把握。可以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才是宋学新经典体系完成的标志。

宋学的义理体系重建

  从中唐到北宋，经学开始由汉学向宋学转变，经学解释方法由章句训诂转为义理诠释。宋学作为一种重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学术思潮，其义理之学往往呈现多元状态。在宋学多元学统中，以外王之道为主的义理之学和以内圣之道为主的义理之学是其两种基本类型。前者以王安石荆公新学为代表，还包括李觏的盱江学统、陈亮叶适的浙东学统；后者以朱熹的闽学学统为代表，还包括北宋五子、南宋湖湘学统。这两种义理之学的类型，其依据的经典体系不同，其义理建构的学术旨趣与理论构架有很大区别。如前所述，熙宁新政失败后，王安石外王功利之学受到道学派的严厉批判和抵制，崇尚内圣之学的道学派更加重视《四书》学，他们将自己的人格理想、精神境界、修身工夫的追求，与《四书》的经典体系与义理诠释结合起来，使宋学的义理之学归宗于内圣之学为主导的《四书》学。特别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完成后，内圣之学的《四书》学更是占据宋代新经学的主导地位。宋代道学派以《四书》为依据建构的义理体系，明显具有一些新的思想特点。

  宋儒通过新经典体系即《四书》学的建构，回归与汉唐经学的周孔之道有差别的孔孟之道，完成了以早期儒家诸子为思想主体的儒学重建。宋儒希望恢复早期儒家“天下有道”的道德理想，重新确立一种以道德心性为核心思想的内圣之学。宋代士大夫认为，汉唐以来出现了圣与王、德与位、政与教的分离，宋儒仍然面临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局面，他们不得不选择和诠释《四书》学，以全面复兴代表儒家价值核心的内圣之道。宋儒在肯定《六经》道统脉络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儒家士人的《四书》学在传承三代先王之道方面的道统论意义。宋儒将代表士人道统的《四书》提升为儒家核心经典，其实是为了强调儒家士人在后世道统谱系中的特殊地位。春秋战国以来，儒家士人有道而无位，所以宋儒以《四书》建构道统论，更加强调儒家士大夫在道统传承方面的主体地位，强调文化主体的士大夫能够在中国政教文明形态中，实现内圣对外王、教对治、道德对政治的主导作用，最终重新实现内圣与外王的合一。

  此外，受到佛老思想的挑战，宋儒重新诠释的《四书》义理之学其实是一个重新建构“性与天道”的新义理体系。佛老之学缘起于一种生命的忧患，唐宋之际，诸多儒家学者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佛老之道作为化解生命忧患的精神解脱之道，对他们产生强烈的思想吸引力与精神诱惑力。宋儒将佛老之道的思想观念吸收到儒学中，重建不同于汉唐经学的新经学，以回应佛老之学的挑战。宋儒十分重视《四书》学中关于生命忧患的思想资源，希望建构“孔颜之乐”“圣贤气象”的义理之学。宋儒从《四书》记载的士君子之学中，探讨如何“教心下快活”，即他们津津乐道的“孔颜之乐”“圣贤气象”的精神超越。宋儒在确立早期儒家孔颜之乐的基础上，又大量吸收佛老之学的哲学思辨、精神境界与修炼方法，引导儒家士大夫超越个人忧、苦、烦、闷的消极情绪，使自己对世间一切声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失看得破。宋儒以《四书》学为思想资源，建构了化解生命忧患的新义理之学。这一超越生命忧患的学说就是宋儒的内圣之道，当一个人体认到“吾性”即是“天理”，既可能化解他的“家国忧患”，又可以化解他的“生命忧患”。

  宋学是一种不同于汉唐经学的新经学形态，其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并取代汉唐经学的学术地位，是建立在有破有立的基础之上。宋学的“破”，即宋儒首先对汉唐经师的章句训诂之学展开怀疑，进一步发展到对经典传记甚至经典本身的怀疑，从而动摇汉唐经学的至尊地位。宋儒的“立”，即建构新的经典体系，通过重新诠释这些经典而建构新的义理体系，从而完成新经学的建立。

（作者：朱汉民，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首席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