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明德弘道蕴含着中华民族希圣希贤的人格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崇德向善的价值传统。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强调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2023年6月2日，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将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肯定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作用。我们应深刻领悟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进一步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一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源出先秦经典，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谓君子应当取法于地，以大地的敦厚之德包容万物。明德弘道是对“明德”和“弘道”两个观念的组合，“明德”广泛出现在《周易》《诗经》《尚书》《礼记》等经典文献中，“弘道”则出自《论语・卫灵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明德弘道中的“明”、“弘”均为动词，意思是要人们彰明道德、担当道义、弘扬正道。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共同表达了中华民族对道德的重视与推崇。

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文明就出现重“德”的倾向。殷商覆灭的教训，引起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强烈忧患意识。在《尚书》的《康诰》《召诰》篇中，周公提出“惟命不于常”的思想，认为天命无常，只有修德敬德、行善为民，才能保有天命；夏殷两代“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而周文王能够“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继殷商而获得天命。周人关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认识，将原本不可知的天命与现实的人的德行关联在一起，赋予天命以明确的道德内涵。周人将道德引入政治，以道德解释商周易代的政权合法性，并以之规范自身政治实践，成为此后中国德治传统的重要源头。

春秋末期至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他们在反思西周礼乐和宗法制度流于虚文的基础上，推动道德从与政治社会浑融一体的状态中相对分离出来，产生明确深沉的道德意识。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典型代表。孔子贵仁，其思想以仁为核心。与前人仅仅将仁作为诸多德目之一不同，孔子将仁视作超越个别具体德性的至德、全德，视作人能达到的最高德性和应遵守的最高道德原则，认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是君子的立身之本，须臾不可离，杀身不可夺。孔子以仁为贵的思想对西周以来的诸多德目加以总结和整合，使仁成为代表各种德性的统一体。这一思想既指向政治领域，又包括个人领域。关于前者，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继续发展了西周敬德保民的政治传统；关于后者，孔子提出“为仁由己”，认为“我欲仁，斯仁至矣”，将仁理解为个体普遍的道德本性。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两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提出“仁政”、“王道”、“以德服人”，将仁的原则贯通于政治实践，将德治与民本相结合，主张“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在强调重视民生的保民传统下，进一步突出代表民意对政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提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把仁义礼智内在化，为道德寻求人心人性的内在基础，认为追求道德的实践就是复归本性的过程。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追求。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是对“明德”和“弘道”两个观念的组合，“明德”广泛出现在经典文献中，如《礼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弘道”则出自《论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左图为宋刻本《周易》，中图为宋刻本《纂图互注礼记》，右图为元刻本《论语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秦汉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建立并巩固发展。为了与这套新的国家体制相适应，秦汉王朝先后推崇法家、黄老之学，直至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对策，才定儒学于一尊，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兴办太学，正式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推崇仁义的道德取向。从汉到唐，国家不断推动道德的制度化和伦理化，使其从儒家一家之学向社会正统伦理转变。在伦理观念上，董仲舒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在教育制度上，大力兴办太学和地方官学，士子入学读书，统一学习《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等经典。在选官制度上，两汉举孝廉，隋唐开科举，儒家经义和道德要求成为选士标准。在法律制度上，忠孝入律，礼法合一。通过国家力量的倡导和扶持，道德教化遍及高门草野，崇善慕善成为上到公卿大夫、下到乡曲百姓的普遍追求。

宋元明清时期，汉代建立的道德秩序与人伦规范虽然仍在延续，但是佛道二教的思想传播以及晚唐至五代的政治动荡使礼教传统遭到很大冲击。思想家们重新审视道德的哲学基础，并自觉建构道德的形而上学体系。程朱理学主张“天即理也”，把“理”视作宇宙最高存在本体，而“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的社会道德原则，被认为是天理的呈现。他们主张“性即理也”，认为道德理性是人的本性，而它来自天命的赋予。这样程朱理学就把宇宙的客观规律、社会的道德原则和人的道德理性内在地统一于“理”。陆王心学反对将“理”视为外在客体性的权威，提出“心即理也”、“心外无理”等思想，认为“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不能在外在事物上寻求“理”，“理”内在于人心之中，人心才是“理”的根源，是道德法则的根源，这样就使人的道德主体意识进一步发展。无论理学还是心学，它们都一方面将道德从社会伦理规范上升为天理，认为道德原则与宇宙规律相贯通；另一方面将道德内化于人性和良知，重视道德自觉与内在自省，并最终形成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要内容，以心性修养为重要基础的人格追求。

二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中华民族卓尔不群的精神风貌，积淀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品格。这一精神追求并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深刻嵌入中华文明的政治架构、教化体系与人格理想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实践范式。

塑造了德为政本的政治传统。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就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念，开创了政不离德的德治传统。此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相继发展出“德政”、“仁政”理念，初步形成了德治思想的理论形态。汉代树立“以德化民”、“以孝治天下”的施政理念，将德治思想全面融入政治实践。两汉以后，历代王朝虽治乱交替，但德治始终是政治理想的核心。中华文明的德治传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政治与道德两者内在关系的深刻认识。回溯历史，周人在观念上首次认识到道德是权力之外的一种强大力量，并将之引入政治生活，政治与道德实现初步结合。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深化了对政治与道德相结合的认识，不仅将德治作为保民的政治行为，还强调应当将礼乐教化作为治理的更高手段，将教化民众作为政治的重要内容，将强化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以上率下作为为政的重点方向。同时，他们将德治根据归于人性，使政治行为在根本上被理解为人的道德意识的外化，从更内在的层面建立起道德与政治的关联，极大丰富了德治的内涵。德为政本的传统使中国古代政治在价值层面超越了治理本身，道德成为执政的方式、原则和追求的目的，为政治注入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从历史经验看，古代凡是德治昌明的时期，往往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民生安康；反之，德治废弛易导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涵育了德润教化的文明底蕴。中华文明历来重视教化，强调道德教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认为道德教化优于刑罚强制，能够从根本上塑造人心、淳化风俗；百姓仅仅服从于治理的社会是不完善的，百姓普遍接受教化、具有羞耻心和道义感，才是社会发展应该追求的方向。《礼记·大学》提出“止于至善”，清楚表明应当以求善作为社会发展的更高目的。《礼记·学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明确将教育教化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在此影响下，历代都十分重视德礼教化，“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成为治理理想。汉代兴办太学、地方官学，“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建立全国范围的教育体系推行教化。隋唐科举将儒家经义作为核心考核内容以及选士标准，唐代颁布官修《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为考试之准，引领社会风尚。宋明以后，士大夫阶层自觉地在民间开展教化，乡约、家规、族训等蓬勃发展，推动道德规范下沉民间，成为官方德礼教化体系的有益补充。这种德润教化的传统，强调对百姓加以引导，使他们内在认同而非仅仅服从于外在强制；强调百姓不仅仅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有发展自我精神人格的需求，从而进一步规范了民间秩序、增强了文化认同。

铸就了德以立人的内在追求。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左传》记载叔孙豹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将立德置于人生追求的最高位置。《礼记·大学》开篇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将彰明人内在本有的明德作为人生的最高纲领，因而人要努力的就不是向外穷索，而首先应当是自反自省。孔子强调人应当践行“为己”之学，做到“为仁由己”。孟子区分“求在我者”和“求在外者”，认为功名利禄不可求而得也，可求并且可得的只有人先天具有的德性，从而人能够自主的就是反求诸己，致力于自身人格的完善，实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种反身自求以实现变化气质、成为圣贤的思想，激励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陆九渊“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王阳明“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无一不表现出担当的精神和无私的情怀。这种德以立人、道济天下的品格追求，倡导每个人通过道德修养实现自我超越，在成就自我的同时成就他人与社会，直至今天依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世界。

三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穿越历史长河而历久弥新，既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应当深入挖掘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道德模范是一个社会崇德向善的醒目旗帜。2025年6月17日，德耀中华——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颁奖仪式共分“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敬业奉献”5个篇章，向观众讲述道德模范的故事。图为颁奖仪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图

这些年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为弘扬，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高，道德领域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多元带来的价值冲突、网络时代信息碎片化对道德认知的冲击、社会流动加速对道德约束的弱化等问题依然存在。一些社会成员价值观扭曲，推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一些领域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诈失信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公德意识淡薄，公共领域和空间中存在不文明行为。这些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将侵蚀社会道德根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应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将其融入法治建设、社会发展、日常生活，贯穿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中。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迈上新台阶。

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广大党员、干部应不断从中华传统政德思想中汲取政德智慧和精神滋养，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在道德建设中为全社会作出表率。明大德，就是要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以自身的道德力量感染亲属、带动群众，不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兴起，多元文化思潮交织碰撞，青少年极易受到潜在影响，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和长期教育，就难以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甚至可能走偏。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引导青少年善于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身上感受道德风范，从自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为，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丰富面向青少年的优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润物无声影响塑造青少年的思想认知和情感人格，培养造就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