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儒家工夫论的《四书》学

　　我们可以将朱熹的《四书》学全面理解并等同于一种“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事实上，无论是从《四书》的文本意义，还是从朱熹《四书》学的诠释的目的来看，将《四书》学理解为儒者立志于成就为内圣外王的一整套工夫论，确是具有充分理由的。

　　朱熹一直强调，“第一义”的儒者学问，应该是来之于个体自我的身心实践，他说：“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1] 如何理解这个“第一义”呢？我们认为，“第一义”与“第二义”并不是重要程度的排序，而是“本原义”与“派生义”的关系表述。那么，作为“第二义”的读书，是依托在“第一义”的自家身心实践基础之上的，故而朱熹又强调，“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2] 我们似乎可以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所要复兴的儒学，最关键的并不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儒学知识形态，即以一种道德义理之学去取代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而是在努力恢复先秦儒者那种“第一义”的学问，即要复兴儒学的人文关怀与实践品格，努力在修己治人的身心实践中建立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世界。所以他感叹“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3] 朱熹所要恢复、建立的这一套能够从“自家身上”推究的学问，就不会是一种与现世实践相隔离的语文知识和历史知识，而是一种与生活日用联为一体的实践工夫论。

　　问题是，《四书》学本来就是一种经学的学术形态，经学是由体现为历史文献的原典及其历代儒者的训释系统构成的。对历代的儒家学者而言，经学包括了文献版本、文字训诂以及历史、哲学、政治、伦理等多种学问构成的知识体系。这些学问知识如何能够转化成日用伦常的实践工夫？朱熹要求“就自家身上推究”的《四书》学又是如何将“知”转化为“行”？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原典本身，也就是要还原朱熹所反复强调的原典的学术特征与文化精神。因为朱熹认为，儒家学者所诠释的《四书》学所以能够转化成生活日用的实践工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四书》原本就是圣人修身工夫与实践历程的记录。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圣先贤均是终生致力于修己治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在这种修身实践中获得许多的感悟与体会，圣贤及其生徒们将这些感悟、体认总结、记录下来，就成为后代儒者们所读到的儒家经典《四书》。因此，《四书》只是实践工夫的记录而不是一种知识推理的体系。黄俊杰先生认为：“所谓‘工夫’，就是指这种道德心在具体情境中的展开过程，而不是一种客观而抽象的推理过程，因此，严格地说，古代儒家并没有提出一套作为方法论意义的‘工夫论’。古代儒家强调人要随时随地自我提升，在这种‘工夫’实践完成之后，才会有对这种‘工夫’境界的体认与描述。”[4] 先秦儒家圣贤们的“体认与描述”就成为儒家经典的《四书》，它们记录了古代圣贤的修己治人工夫的体认。朱熹强调了《四书》本身的工夫论特征，他在多个地方均反复说：“《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书，莫非体验、扩充之端。”[5] 因此，朱熹认为，后来的儒者在阅读、训释孔、孟留下来的儒家经典时，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获得一种与经典文献相关的知识，而是要从先圣先贤的实践工夫中获得启示，寻求自我身心实践的方法与手段。也就是说，《四书》留下了孔孟等圣贤修己治人的实践工夫记录，而朱熹等通过诠释《四书》而建立的《四书》学体系则只是恢复、完善这套工夫论体系。朱熹在《四书》的诠释方法方面反复强调“从自家身上理会”、“从自家身上推究”等体验——实践的诠释方法，并将其称之为“第一义”的方法，就是希望先圣先贤留下的这一套成德工夫能够继续为后来的儒家学者所践履。

　　朱熹在讨论《四书》的大义、在阐发圣人教人的根本宗旨时，总是要强调“做事”、“行”的“第一义”。譬如，他在被视之为“入德之门”的《大学章句》作序时说：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6]

　　他还对学生们强调《四书》的工夫论特质、实践性品格：

　　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只说此事。须是策动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7]

　　由于儒家所教者不过是修己治人之术，它们来之于“人君躬行心得之余”，求之于“民生日用彝伦”之中，因此，学者们在学习儒家经典、倾听圣贤的谆谆告诫之时，必须懂得他们所学的“知”是来之于“行”，最终又要归之于“行”的。圣贤千言万语所表达的，其实就是人们必须践行的“事”，所以学者们应牢牢记住“策动此心”去做事。

　　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朱熹对独立性知识体系的探求？他一生探讨学问，广泛涉及经学、佛学、道学、史学、文学、天文、地理等各门学说，特别是他建构了一个包括太极、阴阳、理、气、天命之性、气质之性、道心、人心等抽象范畴的庞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