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钱穆指出：“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今天，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不仅需要这种温情与敬意，更需要认真梳理总结，撷英取精，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美德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元素，澄清思想，端正言行，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尚“德”。以德为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精髓。对人才，要求德才兼备；对生活，不忘忠厚传家；就是对封建君王，也以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为警诫。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论是修身、修心，还是养性、尚法，无不以道德水准作为人与事的首要判断标准，形成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明是非、知廉耻、重名节、识大体的处世哲学和思想基础。

    道德更多地作用于私人生活领域，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意向，因而也更为真实、更为直接地体现于生活之中。而个人的价值取向必将形成整个社会的思想基础、行为风尚和理想信念。事实证明，德字当先，人格鲜明，正义的力量就会彰显，民族的精神就会高扬。“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相反，在道德沦丧、利令智昏之际，一切就都是污秽混乱的。

    老人倒下该不该扶？如何看待考试作弊？散落的橘子该不该被哄抢？这些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一再出现，显示出转型期社会的道德病，已到非治不可的地步。读两本“厚黑学”、建几处仿古地标之类“玩玩”中国元素的做法，绝不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在建设富强国家、公平社会和美好生活的今天，道德建设应放在重要位置。挖掘传统，继承精华，创新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面对大量的、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积淀，我们必须加以分辩，宣明主旨，披沙拣金，择其善者而从。重视道德建设和个人修养，正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我们今天最应该继承、发扬的。

    要实现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认真研究人的需要和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努力做到以理服人。

    以理服人，不能光讲大道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科技创新中的问题“需要我们以改革的精神、务实的态度去解决”，实现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样如此。在利益诉求复杂化的今天，在权力被关进笼子的过程中，一些人、一些部门原来的“奶酪”必然被切掉，这是社会的进步，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有些原先的“教育者”，如今必须首先检视自身，必须经得起媒体的监督，必须融入群众中，才能做好工作，才能有说服力。中央“八项规定”以后，原来高高在上的茅台酒风光不再。中央下发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禁烟的通知后，有人预言，在腐败案件中频频现身的“中华”烟将可能成为“第二个茅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样的叹息少一点，文化才能多一些，美德才有成长的土壤。

    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回答、解决重大问题的态度和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这个国家进步的幅度和力度。习近平同志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过硬，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是不言自明的服人之理。

    中国传统向来重视文的作用，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文，最初的意思是花纹、色彩，起装饰作用，后泛指文章、文艺、文化。好看、好听、好玩的东西未必真有价值。作家王蒙认为，面对林林总总的文化产品时，应当有所关注，有所忧思，有所驱动，有所坚持，有所不取。中国历史上，擅文者极多，文过饰非、阿谀取荣者亦多。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唐玄宗都在这上面吃了苦头。对此，“不取”才是正确的态度。

    文的价值，不在悦人耳目，而在秉笔直书。司马迁概括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让传统美德成为当代文化中具有活力、色彩鲜明的新鲜元素，我们就必须保持头脑冷静，善于提出问题，勇于接受批评，努力做到以文服人而不是为文所服。

    中华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魅力。琴棋书画怡人心性，杏花春雨舒人情怀，茶酒歌诗、玉玩珍馔，不一而足。但中华文化和它所培养的传统美德绝不是堆堆锦灰，了供清雅，更不能以此为贪奢享乐的曲谱、逢迎博宠的字典。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在于强素质、富人民、兴国家，在于促进文化的开放进步和人格的逐步提升，在于对世界更大的贡献和感召。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美德，是我们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