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期“大有读书茶座”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余莉分享《群书治要》

　　4月19日晚，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办的第九期“大有读书茶座”在大有书局举行，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余莉以“《群书治要》与中国式管理”为题，对我国传统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刻阐释、生动解读。校委委员、培训部主任罗宗毅出席。

　　《群书治要》是唐贞观初年，魏征、虞世南等奉命编纂的治世要典。该书应唐太宗理政之需，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等66种经典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汇编而成，共计50余万字，被称为一部难得的“次经之书”。刘余莉长期致力于《群书治要》的研究和弘扬，编写出版了《群书治要考译》《品读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十讲》等专著，并对《群书治要》中的360段经典语句，逐一进行阐释和解读，帮助读者掌握《群书治要》主旨精髓。

　　刘余莉认为《群书治要》对于解决我国当今社会弊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刘余莉表示，我国传统治国理政理念可概括为君仁臣忠，君就是领导者，臣就是被领导者。领导者仁爱，关心属下，属下就会竭尽全力完成领导者交给的任务，从而实现“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政治理想。一个好的领导者对员工的态度应该是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处理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要实现三层境界，即不敢欺、不忍欺、不能欺，最高境界是不能欺。她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修身锤炼，因此多读圣贤书，修身养性，会大大降低发生心理失衡的概率。

　　刘余莉把中国式管理概括为五个方面：治国之道、管理之道、致富之道、理财之道和道中之道。第一，治国之道即是“富之教之”。儒家思想从来没有抛掉物质基础，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用不道德的手段获得财富。当下的现实社会重视“富之”，而忽视“教之”。如果人把自己的技术滥用于利己主义、邪门歪道和罪恶目的，就有致命的危险。

　　第二，管理之道即是“礼主刑辅”。刘余莉认为忽视道德教育的制度建设容易导致三个问题:一是难以防患于未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中国式管理就是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二是免而无耻，现在西方社会出现很多反社会问题，比如一些青少年犯了错误但达不到法律处罚的程度，《群书治要·盐铁论》认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三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群书治要·汉书》认为“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

　　第三，致富之道即“德本财末”。《大学》认为“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太上感应篇》说“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刘余莉认为福田是由恩田、敬田、悲田组成。所谓恩田就是知恩报恩，饮水思源;所谓敬田即“敬而无失，恭而有礼”;所谓悲田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第四，理财之道即“财散人聚”。经典传统文化认为“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有财此有用”的意思是：德日进，过日少，告诫经商之人要懂得回馈员工、回馈消费者、回馈社会的道理。《大学》说“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三聚财，三散财”的范蠡生动地诠释“千金散去还复来”的经商之道，被后世尊为财神。

　　第五，道中之道即“正己化人”。刘余莉主张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三个方面的“道”，一是“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二是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三是“德未修，感未至”。《中庸》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她认为，坚持“正已化人”，最后达到“仁者无敌、协和万邦”的境界。

　　学员们认为，刘余莉教授的演讲娓娓道来、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听后感到如饮甘泉、如沐春风，所讲授的传统文化精髓无论对修身进德，还是对党性锻炼都会起到重要作用。学员们表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源头之一，我们应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习、敬畏、继承和发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特别要注重传承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圣贤文化”，努力做一个读“圣贤书”、做“圣贤人”的领导干部。

　　本期读书茶座由培训部中青二班二支部承办，中青二班二支部学员、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单向前主持。中央党校培训部副主任王炳、出版社副社长史世鹏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