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孩子世界是成人世界的镜像，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社会秩序的投射。比如近日有网友发微博称，在飞机上有一个孩子尿急难忍，由于飞机临近降落，厕所关闭，家长当众脱下孩子的裤子让其方便，招致网友一片指责。在这起事件中，该被指责的又是谁呢？

　　公德示范的问题不能置换为道德滑坡，梁启超说：“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有“私德”而无“公德”，才是问题所在。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如何引导羞恶之心成为“公德”，或许是一个教育思路转换的关键。

　　可能在多年以后，对于闹出风波的孩子们来说，早已不记得在博物馆看到了什么，但这场公德教育课是不会忘记的。公德教育没有比公共场所更好的学校了，公共场所是孩子们体会群己边界最直观的场合。试想我们置换场合，孩子们在自己的房间里乱丢垃圾，可能是一个“不讲卫生”的私德评价；随地方便的孩子，如果事发突然恰又在荒郊野外，甚至不会有道德评价。可见，没有一个规则明确的公共场所，公德教育也就无从谈起了。

　　笔者以为，当前的关键，是给公共场所赋权，让公共场具备更明确的规则，具有更多对公德行为进行裁量的空间。以博物馆为例，除了微博声讨这种不道德行为，有没有其他约束机制，比如对团体、个人采取黑名单制度，限制甚至禁止他们的来访参观。而在飞机上的那位孩子与家长，在其他乘客喊来空姐之后，空姐却不置可否，其实是否可以适用旅客黑名单制度，也是可以讨论的。如果规则与机制付之阙如，公德如何树立得起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德规范是社会治理的“奢侈品”，解决好法律、权利、公平等重大课题之后，公德的紧迫性才会凸显出来。落实公德教育，法律法规要找到可操作的落脚点，个人的道德约束要找到可以契合的标准。观察发达国家的公德规范，大多是标准更细致，执法更有力，公共场所更具权威性，而且更大地发挥了社会团体的作用，让公德在道德和法律之间，成为更具有界定与实践意义的行为标准。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公德要求更严苛的场所会越来越多。以博物馆为例，据统计目前我国博物馆有4510家左右，年均接待观众超6亿人次，近些年还在快速增长。这些公共场所既是文化载体，也是公德教育的学校。场所建立起来了，公德规范的形成还需要更多的讨论，以及更多严肃的教育，而且受教育的不仅仅是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