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山东省尼山圣源书院的课堂，国学讲师正在讲解由南宋朱熹编订的《四书章句集注》；相隔十几里的乡村儒学教室里，村民们正在学习作揖礼仪；而在千里之外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各自在《诗经》与《史记》中含英咀华。

　　国学是什么？也许在不同的场合，国学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如何传承国学？似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已成公理共识，但究竟何为“精华”，何为“糟粕”？衡量标准又是什么？公众对国学传承的讨论从未间断。

讲什么，不讲什么

　　“国学是相对西学而言，指一国故有之学，涵盖面很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道出了国学的本义。他认为，国学在当代社会应该传承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东西，尤以儒家为重。当然，无论是“孝”还是“忠”，在当代都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对象。

　　的确，在传统文化普及的课堂上，“孝”“礼”等德化教育一直是国学最突出的内容。然而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国学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于江山看来，这样理解国学却显得太“狭隘”。

　　“道德礼仪教育只是国学最基础的层面，而国学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塑造民族精神和信仰。”于江山认为，国学必须作为重建当代国人精神世界的源流之学，不只是行为举止，在精神层面也应扎下根去。

　　不过，无论是“孝悌忠信”还是“源流之学”，这一具有价值取向的精神内核也并不为所有人认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就认为，国学的文字、审美和艺术价值，就比传统的三纲五常更有助于确立我们的民族性。

　　尽管“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在国学传承认知上的歧义之多，足见基础性共识的薄弱。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梁涛看来，这背后的直接缘由还是学术体系的不成熟所致。“当代国学的形态，受港台新儒家的影响很大，也有不少人提出了新的想法、口号。但要说一个理论完备的体系，国内学界还尚未建立起来。”

要复古，还是要革新

　　“上游”理论界的不清晰，除了导致“下游”普及的众说纷纭，也让国学教化的方式变得莫衷一是。

　　以“读经教育”为例，“读经要从娃娃抓起”在全国各地铺展开来，引发唇枪舌剑，有人认为这是人文积淀，有人则斥为死记硬背。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趁着年轻记性好，多读些经典，最好能背诵一些蒙学读物与‘四书’等，义理以后可以慢慢领悟。”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的话，代表了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即先熟记，再理解——类似于旧式私塾的讲法。对此，反对的声浪同样庞大。

　　“我们现在不是要培养封建时代的君子贵族，而是要培养21世纪的高素质国民。旧式的培养方式，将不免与这个时代脱节。”于江山反驳道。

　　于江山这么讲自然有他的底气。早在六七年前，他在指导北京青年报举办的青少年国学培训班时，就意识到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性。传统文化的意义，体现在与当代实践的结合上。“我讲《弟子规》里的‘吾与我，不分明’时，就设置了门外敲门、门里应答的情景教学模式，让学生亲身体会，事实证明效果很好。”在他看来，训练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比死背经文更有裨益。

　　如果说重文辞还是重实践，还只是在相对低层的普及领域的争论，那么，“国学是不是一门科目”，则涉及高校研究、学院建制等更高层面的分歧。

　　近年来，国内许多大学相继开设了国学院。作为国内第一个开设本科教育的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据梁涛介绍，人大国学院让讲文史哲的教授，从不同角度为学生授课，尽量靠近传统教育的整体性。但本质上，这仍不是传统私塾“由小学入经学”的教授方式，更像是现代分科体系下的“拼盘”。

　　在既有的分科体制下，这样一种打通文史哲的“人大模式”更多是无奈下的权宜之计。尴尬的是，如此权宜也难免面临教学体系混乱、就业困难的窘境。对此，郭齐勇感同身受。在他看来，既然西方学科体系中，神学、古典学的研究都可独立于文史哲艺而并行不悖，那么设立“国学”学科既是合理的，也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只是，走传统培养路数的“国学”科一旦设立，能否与当代社会接轨，将是未知数。

谁来搭台，谁来唱戏

　　除却讲堂里的国学传承，传统文化的浪潮还在更大的天地里席卷。近两个月以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公祭尧舜大典、文庙祭孔、邹城祭孟等“圣人祭拜”仪式就在各地相继展开。只是，在风风火火之余，这些极具仪式感的行为，难免让人想到一个常见的宣传标语：“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在颜炳罡看来，这是本末倒置。“商业本身没有问题，但过度以商业为目的，可能会丢失我们心中的虔诚。”颜炳罡称，在大力建设文化软实力的当下，“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反而是更应该提倡的。

　　事实上，国学在早年的自发生长阶段，商业原本是重要的助力之一。只是发展到当下，被利益所裹挟的国学传播却呈现出许多怪现状。有的披传统文化之皮，倾销成功学；有的借国学之名，宣扬“怪力乱神”。在颜炳罡看来，国学的乱象，在于理性的知识分子放弃了责任与担当。“他们若不身体力行去民间传播国学，歪理邪说就必然乘虚而入。”

　　为此，由他担任执行院长的尼山圣源书院，几年来先后举办22期国学经典班，由高校学者牵头，以中小学教师为培训对象，努力让“真国学”层层深入，走向民间。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书院”这一民间机构的局限性。

　　“现在民办书院的门槛很低，没有一定的资质准入或登记制度，结果办得越来越滥。”在郭齐勇看来，为国学普及树立规范，提高门槛显然是必要的，但具体到实施层面，由谁来管，怎么管，却依然让人忧心。“就怕一管就死，不胜其管。”

　　对于规范，梁涛显得相对乐观一些。“商业化的加入，的确值得警惕。但国外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其中，完善的法制环境和成熟的商业运作规范才是关键。”

　　在梁涛眼中，和经济水平一样，民众的文化程度在水涨船高，也更能辨明良莠。“今后无论是搭台的，还是唱戏的，忽悠的难度都将越来越大。”

　　(本报记者 鲁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