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开篇就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以“学”字作为整部《论语》的领起，可谓意味深远，说明“学”是安身立命、经世致用的关键。古人所学乃圣贤之道，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不尊师则无法超凡入圣，修齐治平亦沦于空谈。故《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尊师、敬学对于传道、治国、平天下皆至关重要。

    尊师与传道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道，即圣贤相传之道。“师道”其所以“尊严”，是因为真正的明师皆不标榜自己，而只是“为往圣继绝学”。 “传道者”传承古圣先贤道脉的这种无我的精神，正是为师者所以光载千秋、万众敬仰之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重义轻利，医生和老师这两种职业最受世人尊敬。因为医生救人身命，不言财利。老师成就慧命，使人明道。古人云：“千金不卖道。”古代的老师不用学问谋利，如遇清寒而又真心向道的学生，不仅不收供养，还要补贴学生。正是为师者“谋道不谋食”的品质，倍受社会尊重。

    在中国古代，对师道的尊重是通过礼加以保证。《礼记·曲礼》曰：“男子二十，冠而字。”男子在二十岁行加冠礼，表示成年。从称谓方面讲，此时亲友会赠予一字，自此以后，亲友都要称其字表示尊重。即便入朝为官，天子也要称其字而不称名。可以一生称名的只有两种人：一是生养自己身命的父母，二是长养自己慧命的老师。可见古人对于老师是何等尊重!

    古人入私塾读书，要先行拜师礼。而行礼者不仅是学生，连学生的父母都要向老师行跪拜礼：父亲带领儿子，先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之后老师入座于夫子牌位前，接受父子二人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如果是一个家族礼请老师教育子弟，就由家中最尊长者代表族人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中国古代家道谨严，长幼尊卑秩序分明。试想，身为一家之尊的家长是怀着何等恭敬之心，才会向老师行如此大礼?而这种仪式，又会在孩子的心中烙下怎样深刻的“尊师重道”之印记?

    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所谓人师，乃德行才识并皆卓越者，可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必在朝在位。在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等，但是真正的人师却如珍如瑞。因为他们无论在诚意正心的修养上，还是在平治天下的智慧上，都堪为学人表率、足为后世取法。正是他们表里如一地为人演说圣贤之道，才令无数人重拾对圣贤教诲的信心，使圣贤文化薪火不灭、代代承传!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贤之道有赖于行道之师而光大。孟子尊孔子，“虽未得为孔子之徒也”，却“私淑诸人”以求其教诲，学为“亚圣”而超于孔子门生。其原因只为“至诚”二字。所谓“至诚如神”，唯有至诚之心，才能感通天地之道，感通夫子之教。可见，对老师的尊重即是对圣贤之道的尊重，更是传承圣贤学问所必须。

    尊师与治国

    《论语》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理，如果君主希望百姓尊师重道，就必须自己率先垂范。古代圣王都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因此，“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吕氏春秋》)

    汉明帝就是一位尊师的典范。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明帝为太子时，曾向桓荣学习《尚书》，在他做皇帝后，仍以学生身份自居。汉明帝造访太常府时，以师生之礼与桓荣相见，并设几杖，召集百官和桓荣的弟子数百人一起向桓荣行弟子礼，并由他亲自执礼，带头听受老师讲学。

    老师每有不适，明帝就派使者去慰问，而专门负责皇帝膳食和医疗的官员都络绎不绝地去服侍桓荣。明帝还亲自到老师家询问病情，进入老师所居住的街巷就下车步行，手捧经书走到老师跟前，轻抚老师垂泪哭泣。他还送与老师床具、衣物等用品，让老师更舒适地休养，久久不忍离去。从此以后，文武官员来探病，再不敢到门口才下车，而且都在桓荣床前下拜。桓荣去世，汉明帝亲自改换丧服送葬，并把老师安葬在尊贵的位置。

    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战乱后短期内就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天下太平、万国来朝，与他尊师重道并赐予皇子、诸王们学习《群书治要》密不可分;清朝“康乾盛世”的缔造，更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设立了礼请儒释道大德为“国师”、坚持讲经教学的制度相关。反之，唐朝之所以衰于唐玄宗、清朝之所以亡于慈禧太后，都是因为圣教的废弛、对师道的轻忽。

    天子之所以应尊师重道，因为天子的职责是践行圣道，而老师的职责是传承圣道。天子唯有从师而学，才能修德明道进而平治天下。纵观中国千年历史的兴衰，可以发现：凡是尊师重道的时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期;凡是轻师贱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衰败和灭亡的转折点。正如《荀子·大略》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在古代“天下之命，悬于太子”，能否尽早为太子选择明师教导，决定着国家的安危。这说明，国家是否有真正的后继人才，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好老师的教导。所谓“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淮南子》中记载：“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唯有身体力行圣贤教诲的君子圣贤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主体，才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重要贡献。

    尊师与平天下

    “非圣人者无法”，由于西方人本主义的泛滥，东方疏离了孔孟释迦，西方宣布上帝死了。结果，人们抛弃了伦理道德的标准，变得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盛行;贪、瞋、痴、慢、疑等负面思想蚕食着人之本性;人与人、团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核武器的发明，更使世界成为全球核战争的潜在战场，整个人类都处在巨大威胁之下而惶惶不安。

    在国际社会，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探讨世界和平问题，但多年来莫衷一是，甚至对此丧失了信心。而唯有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和平才可以实现。而在四种关系当中，应从宗教团结开始努力。如果宗教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则会影响族群、政党，进而影响国家。

    宗教团结靠什么落实?靠振兴师道。在汉语的解释中，“宗教”的意思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如果每个宗教都能效法创教先圣的行谊，宣讲创教本师的教诲，使宗教回归到教育的本来面目，就是对耶稣、佛陀、穆罕默德乃至一切圣人真正的尊重。佛陀教导人以平等心礼敬一切人、事、物，倡导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上帝教导人凡事谦虚、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真主安拉教导人们：只有一种道德规范，就是源于忘我、行善的博爱法则。这些教诲均以仁慈博爱为核心，说明各个宗教的本质精神是相通的。

    如今，在发挥宗教的作用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准，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如何坚持宗教教育的中国化方向?就是要让宗教回归圣贤教育的本质。如何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就是要引导宗教徒落实宗教经典中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因为德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为何要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因为如果宗教不能回归教育，不能讲清楚宗教典籍，就很容易变成迷信、被极端组织所利用，进而产生负面影响。如何发挥宗教界人士的作用?就是鼓励宗教界人士讲解自己所学的经典，教化人民。如何引导宗教?就是让宗教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彼此团结，唯有如此，宗教才能为现代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做出真实的贡献。

    人类如何在未来世界中生存和延续?这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就指出：“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必须靠师道的恢复，才能承传并发扬光大。如今，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达成共识：“庄敬日强，安肆日偷”，人类要想延续，就必须对自以为是、恣意妄为的价值观痛加反思，并重振师道尊严，以谦卑的心态仰承古圣先贤的智慧，如此方可真正实现二十一世纪的和平与发展。

    师道，背后承载的是千年万世的圣贤智慧。尊师，就是尊重古圣先贤、列祖列宗。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尊重师道，就是尊重当人的自性。唯有尊师重道，我们才能回归纯净纯善的本性，把扭曲的人性导归正途;才能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化解当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把世界带向一个安定和平的未来。重振师道，无疑乃当今之要务;师道之隆，必然为天下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