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原始宗教及夏商文化就可发现，华夏民族经历了一个祭祀帝神的漫长时期，而借此肃穆的祭祀礼仪活动，最终不仅没有委身于观念中的帝神，反而积极培塑了自己的心灵品质和精神体验，使得中国近3000年以来构建人格中心的传统文化成为可能。

　　“人格”一词在西方文化体系中，不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戏剧表演，还是近现代的心理疗治，本质上都是以案例标识个体与社会的紧张关系；而这个术语在19—20世纪之交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旋即融入“中学为体”、万古常新的文化血脉里，成为与“德性”一词相衔接的，标识人类生成意义上的终极性概念。如蔡元培立于“健全的人格”倡导新式教育，这种面向未来的健全人格与冯友兰会通传统的理想人格都表达了中国文化语境下对人格的基本理解：人格即人在属人的向度上的积极完善和拓展生成。

　　人格所内含的开放性与建设性、体验性与超越性特质早已为中国先秦哲学所关注。从厚重凝练的经典文献可知，素以践行为本的先哲们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直观眼前的天下之路，一是引领内心的天地之道。相应在人格涵养的意义上，可名之曰天下人格与天地人格。在先秦典籍中，“天下”与“天地”不仅频频出现，而且彼此相反互补，绝不混同。如孔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老子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云：“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地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等等。考究其义，所谓“天下”即指可对待、可作为的社会与自然，所谓“天地”即对人和一切物质来说唯有遵循、秉持的大全存在。由于“天地”具有绝对的整一性，因而象征最高理想人格的圣人必然涵溶于天地本性中，完全合乎这种广大无极、永恒普遍的本源属性。如果说“天下”是功利的、倾注的、现世的，“天地”则是自在的、中正的和恒存的。到战国末期，荀子集老、孔、孟、庄之大成而郑重提出“成人”论：“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作为开篇总结，荀子此语概括了先秦哲学之宗旨，即以塑造完美人格为根本目的，达到不为外物所诱、名利所动和天下所荡的天地境界。

　　天下人格和天地人格是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哲学区分，天下与天地之别并非从空间范围的意义来论的。这是因为家扩大而为国，国扩大而为天下，天下已是无所不包的整个世界，乃至现代科技所探索的外星及宇宙也仍包含于其中。究其实质，天下是人与实践对象的活动性关联，不仅包括物质工具式的活动，也包括言思抽象式的活动，因而天下必然是有所指向和面对的，人在自身与对象的关系中有所作为，形成和显现人自身的天下人格。哲学中的天地将人的视线移向宇宙，但不是物质形态的宇宙，也不是予以思考、测量的宇宙——“仰望星空”只是一个比喻，所谓天地取其渺茫无际、自在自足的属性之义。因此，天下依赖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具有特定时空延展的性质；而天地则是永恒大全的象征，原本是无依赖、无对待的，但对人来说（也仅是对人来说）又具有敞开和召唤的特性。我们唯以全神贯注的方式来通达天地境界，形成富于精神力量的天地人格。

　　天地人格即修身之旨，成人之致，要靠人的高级的精神实践修养而成。这种精神活动是实际展开的，不仅有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是与天下人格相互交织，相反而相成。所谓相反即指天下人格的实践是向外求，有着确定的具体对象，而天地人格的实践是向内求，返回自身的心灵和精神，构建虽无具体对象却能支撑和平衡向外求索的主体基石。老庄哲学之所以强调婴儿、赤子，不是也不可能是要人回到初生时期，而是指出每个人初期都曾经历一种“虚和”状态，随着外向实践的展开这种状态因心为物役而逐渐流失乃至于畸形。因此中国哲学在精神修养上的成就首先不是源自理论上的探索，而是源自生活实践的需要，并始终贯穿于精神体验实践之中。天地人格以其“侔于天”的博大境界和巨大能量坚定自我，充实内心，足以抗拒外在实践可能带来的一切消极影响。所谓相成，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由知、情、意、行、物、事等要素构成的天下人格与生命觉醒后修养铸成的恬淡、博大、明澈的天地人格最终统合于一身。由于天下人格指向外在对象，从功用关系来论是“所以养”，天地人格指向内在精神，功用关系上则是“所养”，而且天地人格是使外向实践有所作为得以圆满实现的“能作为者”，故此居于“君临天下”地位的天地人格一向被视为成人典范的核心标识。

　　完整人格的实现意味着自我的完善与超越，先秦老、孔、孟、庄、荀五子的身体力行直接奠定了中国原创人格理论的深厚的实践基础，而后世不论是玄学、理学、心学皆能兼备诸子之长而不拘一隅，潜心体悟而力致内外圆融。我们看到，汉末走出章句经学的藩篱，开始形成一种强烈反思生命存在的意义、价值与方式的新气象。刘劭《人物志》的“八观”“九征”说即以中和、平淡的内在精神为本原，所谓“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由外向内探及可见与有形的边界和缘起成为魏晋时期最重要的哲学主题，表达存在本体论的无、元气、自然等语词所指不是作为实有事物的反面，而是使之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鲜活的本原性，于是玄学家如王弼等主张参合天地道德，涵摄天下万物，实为摆脱名教束缚，恢复人性本真，迎来“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廓清了道路。天地以无为本，万物反本复命，对人而言，天地之整一性经由思想观念和精神体验的双重认同，化作生命自身面向变动不居的世界与实践的个体整一性，实现不违天下、万物一体的终极境界。阮籍所描述的理想人格“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不仅将人的清虚远引的精神感觉形象化，而且明示了天地人格的制衡能量，犹如弓满弦张，刚柔兼济，生命的充沛力量依赖于无为而能为的天地人格与专心致志、有所作为的天下人格互动互融、相辅相成的完美整合。

　　没有哲学与文化上的自觉抉择、交融重构奋力完成对独尊积弊与专制重创的历史性修复，就不会有魏晋风度以及盛唐气象的精彩纷呈。积极陶铸虚怀若谷、深根宁极的天地人格，故魏晋名士萧散超迈、生机勃发，盛唐文人进取天下而张弛有度。李白一生奉行功成身退之道，杜甫亦济世之志与江海之志并存，皆能出入六合，大气磅礴。至宋明时期或援佛入儒，或儒道共生，道学家如张载为天地立心，复为万世开太平，此即将浑然与物同体，涵养浩然之气的修身境界与传道行教、泽及天下的神圣事业直接贯通，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士子人格完备的至高典范。晚年朱熹特重收拾身心，唯人之心湛然虚明，无所私系，方为一身之主，而天下之理可以尽其纤悉。王阳明扬弃了朱熹格求无穷物理的认知途径，确认天理的自然明觉，如若渐次修得大公无私、心理纯一，直至心体灵明、发用流行便是圣人境界，而这种通彻天地的灵明境界又是人人都能在日用工夫中磨炼出来的。因其融儒学、道学、佛学于一心，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故堪为一代宗师，震古烁今，影响深远。于是中国哲学之“道”亦历经千锤百炼，化作天地间最为幽深玄远却又弥纶万物的生命本体。

　　历史的多维交织与思想的多元互动是人类自身生长、发展的必然。虽从表面来看，道家以构建天地人格为主，但也注重和处世俗，与物有宜；而儒家以建设天下人格为要，但也盛推天道自然，气塞天地。我们过去常常只求认识上的把握，采取分解的方式区别对待儒道及其流派演绎，而极大地忽略了在本源与品格上的一致性。这种内在的互通有无使得真正的作为之士毫无例外地兼具一身，将天下人格与天地人格化合成纯明如一、乐在其中的人生实践。同时先秦哲学除个别如名家之外，都因以实践为本而走简明易晓、芟除繁难的治学之道，这与近现代国人所了解到的耽于沉思、满足于学科化的西方哲学有着鲜明反差。在人格境界的问题上，尽管如今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种种类型的细分，不过这里从中国传统经典出发强调完整人格由天下人格和天地人格两部分组成，更多地仍是着眼于生命实践中所遭遇的基本问题与易知易行的基本策略，因此一而二、二而一的人格理论不仅是中国哲学上的标志性成就，更是中国数千年人生实践积累的结晶。我们看到，这种宏观驾驭的大智慧恰是其充满魅力和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

　　当今中国正在现代经济和科技的背景下经历前所未有的改革大潮，对于个体身心发展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物质利欲与精神淡泊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最大的目标则是自我的完善与内外的平衡，即实现完整的人格和完美的人生。一方面我们以求真务实的天下人格积极进取，改善家家户户衣食住行的生存条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伟大梦想正在变成现实；另一方面在人文素质、精神涵养、价值观念上与丰富的物质生活极不相称，天下人格与天地人格明显失调，进而导致原本是积极进取的天下人格也被铜臭气所腐蚀，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即所谓“莫好修之害也”。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忽视了通达天地本性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追求，疏离了自然之趣、艺术之雅、哲学之高的人格境界，生命个体的内在正能量将不足以拒斥利欲熏心的侵袭而致使人性迷失、道德沦丧。此就两大人格的运行机制而言，天下人格的显现始终离不开天地人格的控引，在天地人格的制衡下，天下人格才有可能正常发挥良性互动的现实作用，而个体人格才有可能是圆满完美的。荀子云“能定然后能应”，形成外向积极进取的天下人格固然不易，开拓内向积极进取的天地人格则会更难。但无论如何，社会愈是快速向前发展，人格陶铸之于国家和公民的意义就愈显得至关重要、任重道远，这将有待于持之以恒的耐力和持之以衡的定力，进而达至个体人格的内外和谐与高度自觉。可以说，人格修养是人类从追求物质利益阶段上升到获得精神愉悦和全面、健康发展阶段的必由之径。（卫朝晖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