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先生有词云：“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好一个最是人间留不住，仿佛预示了1927年6月2日的他，在颐和园投湖的终结一幕。但见那日，如同中国北方六月的任何一个浮热天气，风动荷影，水弄柳枝。时值正午，远处铃声轻响，一辆洋车停下，步下纤瘦学者。其人湖色长衫，脑后留辫，眼睛深陷，架副深度眼镜。他给了车钱，转身，不发一言，默默购了门票。但见长袖底下伸出的手指，纤长而枯瘦。是年军阀张作霖率兵进关，占领河北、山东等地，以武力威胁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时局风起云涌，动荡不安，世界仿佛翻了一个个。然而外部世界如何变化，他的三纲五常却变不了，依然梳辫子、穿马褂，老派学人风范，难免令卖票人轻声哂笑。

那排殿西鱼藻轩，本是俗人雅客春末夏初游赏之地，鱼肥水美，下潜藏了千年的淤泥。他或许早知了这一切。现在，四边安静，午后的水汽正慢慢升腾。他的心从来没有如今天一般宁静。自沉于湖，已是一项翻覆多次之后理智的决定。世界是世界，他是他。作为近代中国学问集大成者、国学大师，那些史、哲、诗、戏，金文甲骨，红楼太虚，不过是他情死心枯之返照。他仿佛从来活在虚拟世界而非现实世界。正是：“人随飞鸟穿云去，数峰相对青无语”。

王国维的死因，素有殉情说，还债说，丧子说，惊惧说，绝世说，等等。其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更留下千年谜面。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鸿祥著《王国维传》，较之近年来的传记种种，可算是一部翔实而权威的史传。却述而不论，对此也并未有明确的新解——谁又会有明确的答案呢。然而从来，对其人终结的探究，是解锁其人初始及至人生轨迹的关键钥匙。究竟是什么使他心殇弃世、“朱颜辞镜花辞树”？

王国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1877年12月3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其母凌氏，生了姐姐王蕴玉之后，身体孱弱。再生王国维，身体已江河日下，力不从心，自然不能常伴幼年王国维左右。其父王乃誉，则是在江苏溧阳县衙内做一个笔帖士。因离家较远，公事繁忙，很少顾家。姐姐王蕴玉长其五岁，倒成了他少年时代孤寂之时的一个玩伴。

其时，中国社会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慈禧维国脉，理朝章。对外则昏庸软弱，对内则声暴色戾。海宁虽江南富庶之地，亦战乱频仍，民不果腹。乃至出现食人惨剧。沿江各地大水堤决。桐城、怀宁梅雨不断，山洪陡发，尽成泽国……据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回忆：“我家原属小康，洪杨之乱，遭逢变故，仅剩薄田，仅得糊口。”此乃王国维初世之社会背景及人生原罪。可叹其生不逢时。其母又很快辞世，他的人生初始给了他灰暗的人生底色，并且无可挽回地伴其一生。

及至后来，他被推为“海宁四才子”之首，纵论古今，少年意气。然而父亲王乃誉对其十分苛责。其父在日记中说：“教其不可畏世，示其不可鲁莽”。可见他在父亲眼中，是一个胆小、内心冲突又不擅逢源的少年。

“避世”一词，并不能一言概之。他并非“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僵化书生，而有大是大非观念。1898年， “戊戌六君子”菜市口遭斩，王国维颇有“扼腕、捶胸、搔首、问天”之慨。有论称，他对于曾奢谈“维新”、一旦遭变却立刻改换阵营、隔岸观火的论者，十分鄙夷，表现出中国学人风骨内在。同时，他也并非超凡脱俗、不问国是的“智巧之人”。私下曾指斥慈禧太后“太无情”，义愤其先支持义和团而后反手又杀“团练大臣”，并提出“不先强其国，何能抗洋”的主张。

他盛年“独学”，可谓“文章千古事，亦与时枯荣”。留下的巨著大论——《人间词话》之外，《宋元戏剧史》、《红楼梦评论》、《观堂集林》——璨若星辰，照耀后世。尤其，他醉心于叔本华的“意志者，乃一切生物内部之精髓，即欲生之心，支配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悲欢苦乐”的消极思想，半生与叔本华之书为伴，认为“佛家涅槃”与叔本华之“意志寂灭”难舍难分。可见他的消极与悲观由心而来，浸透灵魂。他曾任“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正值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他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殉清而投金水河，因阻于家人而未果。遂有“闲中心事，忙中情味，并入西雨楼”之殇，更有“人间何苦又悲秋，正是伤春罢”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