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ogf49gjkf0d 在历史上，儒家的社会理想与制度设计多是针对当世的弊病提出，并用来批评、指导当世的；儒家思想与专制体制是有距离、有张力的。我们知道，没有抽象的权利观，没有抽象的公平正义，没有抽象的公私、群己权界，任何时空条件下的个人权利与社会的公平正义，都是历史的、具体的。
孟子和先秦儒家是否主张弃绝私利？孟子说：“王何必曰利”，针对的是梁惠王（魏惠王）、齐宣王或类似的君主的。孟子义利观比较复杂，大凡在义利冲突，必作选择时，取先公义后私利的立场，但并非不顾私恩、私利。尤其是，我们在讨论公私关系时，应注意孟子对君之私、臣之私与百姓之私，对君之个体、诸侯国与百姓之利等是加以明确区分的，并且尤其反对君臣以一己之私作为诸侯国之公。另一方面，孟子对人主、臣工、士人、百姓的个人私利、私恩与公义、公道采取了互不偏废的中道立场，即在极端的利己主义（杨朱）与极端的利他主义（墨子）之间保持张力。孟子辟杨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不仅仅主张中道，他与子莫的区别是不但有原则性，而且有灵活性，懂得变通。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绝对的为我主义（私）与绝对的团体主义（公）都伤害仁、义、礼；呆板地执中，又伤害时中。故孟子不仅有分寸感，尤有调节性的管理艺术，在公私、义利的兼济统一上，颇有辩证智慧。
下面，我们以孟子为中心，从几个方面论述先秦儒家的正义论。
一、涉及生存权、财产权的“制民恒产”论及土地、赋税、商业政策之平等观
孔子治国安民的主张是“庶、富、教”，“富之”、“教之”（《论语•子路》），庶而后富，富而后教，肯定民生，强调藏富于民，把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受教育权看作是为政之本。孔子所重在“民、食、丧、祭”（《论语•尧曰》），重视百姓的吃饭与生死问题，主张如子产那样“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希望统治者不违农时，做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论语•尧曰》）这都是孔子“仁爱”思想与“仁政”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孔子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反对贫富过于悬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他对冉求说的这番话，是针对春秋末期季孙氏等新贵之暴富而提出的，意思是说，各诸侯或大夫，不必着急自己的财富不多，而需要顾虑的是财富分配的不均，那会导致诸侯之国与大夫之家的颠覆。若是财富平均，消灭了贫穷，境内团结、平安、和睦，不仅不会倾危，而且会有远处的人来归服于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