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对孔子《春秋》的研究，开始于十年之前。提出这个课题，起源于我长久以来所感到的一大困惑：两千年来，经学家们都说孔圣人作《春秋经》。但是，为什么从先秦到西汉，虽然人们对孔子作《春秋》广为称颂甚至顶礼膜拜，而实际上对《春秋经》却罕见征引；另一方面，人们普遍征引的《春秋》皆为《左传》，但对相传是《左传》作者的左丘明其人，除了司马迁外，几乎无人提及。这个历史的错位，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来我发现，其实在一百年之前，康有为已经提出与我相近的问题：“凡传记称引诗书，皆引经文，独至《春秋》，则汉人所称，皆引《春秋》之义，不引经文”，称“此是古今学者一非常怪事，而两千年来乃未尝留意”（《春秋左氏学·春秋口说》）。当然，康氐是站在经学家的立场上来回答解释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春秋之义，不在经文，而在口说”。对他的结论，笔者自然不能苟同。我围绕着这个问题，开始了寻根究底、溯源循流的研究。一九九三年，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拙见“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当时文汇报“学术新论栏”给予了转载介绍，但是此外便未见反响，似乎人们对这个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孔子作《春秋》本是我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壮举，然而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始终扑朔迷离。回顾两千年的春秋学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汉武独尊儒术前，从先秦诸子到西汉硕儒，从孟子到司马迁，其所称述皆为“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为《左传》；二、汉武时，董仲舒“公羊学”盛行，创“孔圣人作经”之说，倡“一字之褒贬”、以例释义的“春秋义法”。从此，从汉到清，无数代经学家颠倒迷离于其中，以之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议论，至两千余年，而“春秋大义”始终不明。三、“五四”运动以来，传统经学观遭到批判，《春秋经》终于被推下了神坛，“孔圣人作经”说受到怀疑和有识之士的否定，但迷信旧说的也还大有人在。虽然《左传》的成就和地位，得到了科学的肯定，对其作者、年代、成书、《左传》与《春秋经》的关系、《左传》与《国语》的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但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未有根本突破。特别是对孔子与《左传》的关系这个关键性问题，少有涉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决孔子与《左传》的关系，这是打开两千年春秋学迷宫的金钥匙，是解开春秋学种种谜团的根本关键所在。笔者近十年的研究探索，正是紧紧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孔子作《春秋》的问题被搞乱，是从汉代开始。所以我首先广泛探究了汉初学坛，特别是被称为“群儒首”的董仲舒的春秋学说。我发现，《春秋繁露》和《汉书五行志》中，董仲舒所称引的孔子《春秋》内容，不仅超出《春秋经》，也超出《公羊传》，而有出自《左传》者（详见正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司马迁、《淮南子》、刘向刘歆等对孔子作《春秋》，皆称述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春秋经》中，弑君仅二十六，亡国才三十四（——其弑君之事，《春秋经》中大多是有意隐讳，如鲁国的三起弑君，《经》皆讳书曰“君薨”，证明其数不足“三十六”，并非策书断简的遗失所致。）可证它决非孔子所作《春秋》。《公羊传》中，弑君也仅三十一，亡国四十二。唯独《左传》之中，不多不少，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

    那么，《左传》与孔子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从对孔子作《春秋》称引最详、引用最多的《史记》入手，深入探索。我发现，《儒林列传》记述《春秋经》的源流、传授，只称说《公羊》《穀梁》，只字不提得孔子“真传”的《左传》；与之相反，“表见《春秋》”的《十二诸侯年表》，主述孔子《春秋》的源流传授，只称述《左传》，只字不提《公羊》《穀梁》，倒把与《春秋经》毫不相干的《吕氏春秋》、孟子、荀子、韩非子列入其中。我更从“表见《春秋》”的“年表”中，发现对孔子《春秋》盛为推崇的司马迁，在“年表”中，却极鲜明地表现出尊《左传》、轻《春秋经》、从传背经的倾向。这一切，无不证明，孔子所作不是《春秋经》，而是与《左传》密切相关的另一部《春秋》。

    于是我进一步深入探索了《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俱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史记”是什么？章太炎、刘申叔都说它是孔子所记的“史记旧闻”，章先生进一步说“传亦兼仲尼作”。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全脱传统牢笼，被“孔子修经”习见捆住了手脚，未能继续深入。但至少这位胆识超凡的国学大师那里，让我找到了共鸣点，大大鼓舞了我深探阃奥的勇气和信心。

    我从先秦西汉的典籍中旁搜远绍，爬罗剔抉，最关键的是从《左传》《论语》《国语》特别是从《左传》中找到了突破口。从《左传》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史实部分入手，考见孔子《春秋》原貌，并切实探明孔子《春秋》与《左氏春秋》的关系。我最终发现：孔子《春秋》，原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本来并不按编年来写。是左丘明割裂孔子《春秋》，即在孔子《春秋》史实的基础上，加上逐条解经语而形成了编年体的《左氏传》——这是《左传》大量事实被割裂肢解而导致叙事不连贯的根本原因。前人早就有人发现并指出，《左传》原是记事的。只可惜他们被“孔圣人作《春秋经》”的神话瞢住了，不敢越雷池一步。

    为了进一步考察自己观点是否可靠严谨，我把《左传》、《论语》和《国语》三者之间，从思想倾向、史料、语言风格乃至虚词文法，多方面进行比较，发现《左传》各方面同于《论语》而异于《国语》，从而找到了孔子作《左传》祖本的有力佐证。

    在此基础上，笔者又进一步从孔子的时代，考察其作《春秋》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条件。为此，我广泛地考证了它的时代土壤、文化渊源，考察了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审美观念，特别是史学方面的发展状况，史官制度、史籍、史学观念的成熟等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使我看到了孔子作《春秋》的坚实时代基础，可以说，它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孔子作《春秋》也有其个人的天才条件。为此，我对孔子的生平思想特别是他的治学和游历，作了全新的考察。发现他后半生的治学和游历，皆与其作《春秋》息息相关，并由此推翻了前人对此的许多怀疑和错误判断。如对孔子所说的“天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的问题，前人乃至当代学者如钱穆对此也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笔者不仅以史料的考证，证实了它的确凿无疑，而且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在五十多岁开始学《易》——为了作《春秋》的需要。因为古代巫史相通，孔子要读史写史，不懂占卜、不通《易》，是无法进行的。考今之《左传》，占卜引《易》有一百多处，这也就是孔子后悔自己没有早几年学《易》的原因，也是他后来读《易》乃至“韦编三绝”的动力。再如，对孔子的游历特别是游楚的问题，朱熹、崔述、钱穆这些大师也对此有怀疑和否定。笔者不仅以《史记》、《论语》的有关记载，以及方志和各地名胜史迹、民间传说，证明了孔子游历的史实。而且以《左传》中的史料说明：孔子游楚是他作《春秋》的必然之举。《左传》记载楚事不仅最多最翔实，而且其中有称“楚王”、用楚语者——这是孔子直接录自楚史所致。为了全面揭示《左传》史料与孔子游历之间的关系，我将《左传》全书的事件一一按国别归类，“表见《春秋》”，结果显示，凡《左传》中计载史料具体翔实者，除了得自《国语》外，其余皆是孔子游历之国。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我的判断：《左传》的史料，主要来自孔子游历各国亲自搜集的“史记旧闻”。进而从更大范围考证了孔子作《春秋》的史实。

    最后，笔者粗略地探讨了孔子作《春秋经》这一误区产生的源头及其时代背景，以及误区的历史发展。以求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历史的误会。并对如何重新评价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和他的理论思想，作了简单小结。限于篇幅，加之学力所限，不敢多加妄议，还是留待后人评说吧。

    本书的体例，反映了笔者探索的历程。[yao_page]

    为了能更深入地考明史实，我曾专程赴京，寻访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高校的专家学者，以求得到他们的指教，并希冀能从最新考古文物中找到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已经寥若晨星。

    在前后历经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作了大量的笨工作。为防止自己的主观偏面，同时也为了最广泛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几乎涉猎了从先秦到明清直至当代所能找到的有关本题的各种典籍，深入探讨了春秋研究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其中杜预、刘知几、朱熹、吕大圭、郑樵、吕祖谦、顾炎武、汪中、章太炎、刘申叔等大师的研究，给我的启发尤其大。我既注意吸收取正面的观点和材料，也重视研究反面的观点，考察其立论的依据，推究其错误的根源，犹如孟子所说，要做到“淫辞知其所溺，詖辞知其所陷”。它们促使自己看问题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我还注意把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考察结合起来，所谓“见微知著”。在这方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作了很好的开拓。他从文法虚词入手，考证《左传》的创作年代，曾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可惜，他的考证不够全面。笔者则沿着他开创的思路，重新作了更大范围的考察，从《尚书》《诗经》《春秋经》到先秦诸子，对高氏所提出的六个虚词的使用规律，逐一进行统计、比较、分析研究，结果以不可辩驳的事实，推翻了高氏所作出的“左氏不是鲁人”的错误结论，并从文法虚词角度，进一步确定《左传》的创作时代。仅此一项工作，我化了几个月的时间——它们在本书中，仅仅占有一小段文字。但我由此更坚定了自己的观点。

    本书以无可置疑的典籍史料的考据为基础，提出并力证自己一系列的新观点：一是首次提出并证实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独立的著作，是今之《左传》的蓝本。《左传》的真正作者是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