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先秦儒墨两家在“爱”、“利”、“命”、“天”诸观念上的微妙差异一一作了考辨，从价值取向上探讨了这两种“俱道尧舜”的学说何以会在根本的义理处判若泾渭。

    关键词：儒墨之辨；爱；利；命；天

    在先秦诸子中，“俱道尧舜”的儒墨两家比起他们各自与道、法、名、阴阳家的关系来有着近得多的学缘。然而，正是这份使他们有可能更深地相知的学缘，引发了他们间的激切而持久的论辩。早期杂家人物尸佼纵论诸子，有“墨子贵兼，孔子贵公”而“实一”之说（见《尸子·广泽》），而《淮南子》则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兼”与“公”的相通和“夏政”与“周道”的异趣似乎恰构成一种奇诡的张力，两家学说的个性的深微显然只是凭着二者间的通性的丰赡才以更易于人们理解的方式展露出来。

    清中叶以来，墨学在沉寂了差不多两千年后被人们重新关注，不过学者们对儒墨的辨说愈到后来便愈益笼罩于“中西之辨”的背景下了。对先秦儒墨之争的又一轮回味是苦涩的，与这回味伴随着的是民族精神的痛切的自我反省。受价值寻问中的心灵祈向的驱使，这里愿对被一再讨论后尚有置喙余地的古老话题再作理会。正像诸多学人在儒墨之间的寻索并非只是出于机辩的癖好一样，这篇分辨性的文字所寓托的乃是一种回应时代的文化难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