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的不少诗篇通过赞颂先祖的仪型、圣王的灵光，来表达民众衷心推戴的情感，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中》）的认识出发，《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据称，唐尧之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典》）。虞舜之时，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皋陶也说过：“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皋陶谟》）依此，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夏桀、殷纣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其命”（《召诰》）。在周公、召公看来，周朝之所以取代商朝，是因为周文王怀保小民感动了上天，上天才降大命保佑周王朝。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具体说来就要勤政爱民，“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无逸》），采取各种惠民措施，以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这是德治思想的第一层含义。

    德治思想的另一层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不是不要法律，不要刑罚，而是强调要积极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周公代表成王告诫康叔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如何做到慎罚呢？“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意思是对囚犯的处置要经过多日的慎重考虑才作出判决，只有“不孝不友”的大恶之人才“刑兹无赦”（《康诰》）。“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

    春秋末年，孔子全面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他的治国理念，是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他反对“不教而杀”，将这种行为称之为“虐”，列在四种恶政之首（《论语·尧曰》）。他还提出提高统治者的自身素质是德治的基本条件，“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他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使民无讼，即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而达到的理想状态。

二

    德治思想作为“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其内涵。这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发生在战国到西汉前期，这是中国历史由诸侯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阶段。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要“以德服人”。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因而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去做到孝悌忠信，提出了“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等一系列仁政主张。荀子的观点与孟子相近，也主张君主以德治民：“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荀子·富国》）又提出“三威”之说：“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荀子·强国》）。

    秦朝兴亡的历史事实，成为汉初政治家、思想家讨论的重点。最著名的事例是陆贾和汉高祖刘邦的问答。陆贾告诫刘邦，守天下与夺天下不同，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陆贾列传》）。他在《新语·本行》中，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其后，贾谊著《过秦论》，认为秦国统一天下声势威猛，却因一夫作难而七庙毁，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是源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基本上可以代表汉初人的普遍认识。从而引起汉初经济、政治领域的政策大调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出现了“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德治思想自然成为了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董仲舒认为：“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犹如防止犯罪的堤防。“故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春秋繁露·立元神》）他还将阴阳五行学说用于治国理论中，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规律，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汉书》）。为此，他提出了消除苛政、抑制土地兼并、国家和官吏不与民争利等若干经济政治措施，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董仲舒的一系列论述，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

    第二个时期发生在唐朝前期。隋文帝在位期间，结束了中国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然而，不到三十年，隋朝便二世而亡。这一残酷的现实，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从《贞观政要》一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探讨治国方略时的谨慎态度。贞观元年，唐太宗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二年，又对侍臣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卷五《仁义》）所谓“抚之以仁义”，就是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而“示之以威信”则是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大臣中，魏征上疏最多，曾于贞观十一年上疏说：“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卷五《公平》）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大辟、流放等刑罚条文大为减省，以避免法官深文周纳。至贞观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卷八《刑法》）。在唐太宗、魏征等人德治思想影响下，高宗初年颁布的《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武则天当政期间，酷吏来俊臣、索元礼之徒横行，狄仁杰等人奋起反击。左台御史周矩上疏直谏：“故为国者以仁为宗，以刑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旧唐书·酷吏传》）通过先人遗训的说服力，为武则天所听从，达到了缓刑用仁的效果。

    第三个时期是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其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的烙印。张载《西铭》有云：“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气象博大的人生观把仁视为天地大德，对其他理学家影响颇大，进而将仁提升到天地万物的道德本源地位。二程说：“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河南程氏遗书》卷四）朱熹则从人心的角度解释德治：“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如为孝是心中得这个孝，为仁是心中得这个仁”；“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块然全无所作为，但修德于己而人自感化”（《朱子语类》卷二十三）。具体地讲：“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子语类》卷六）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则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措施。在德治思想的开掘上，理学诸子有两个突出之处，一是以《大学》为根据，从中概括出“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三纲为明德、亲民（朱熹释作“新民”）、止于至善；八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君主的修身，他们极为看重，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二是提倡教化，整肃人心。理学家通过书院讲习等方式传授儒家伦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提高了广大士人的社会参与意识。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活动不无关联。

    从以上粗略的叙述可见，德治思想从远古确立后，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着“礼法并治、德主刑辅”这个中心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其结果是社会教化程度不断提升，法律制度建设朝合理化方向发展。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未间断，并且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此大有关系。

三

    当今法治社会，传统的德治思想还有借鉴作用吗？有人仅从字面上理解，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对“以德治国”予以否定。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与法治概念相对应的应该是人治而不是德治。古代社会提倡德治虽然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但并非不讲法治，而是强调不可一切断之以法，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因此，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古代德治思想不应被视为文化负资产。充分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优良传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有耻且格”，可以减少和预防违法行为，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依法治国作为当前的基本国策，是在治国实践中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实际上是就执法过程而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不受法律制约的特殊公民存在。而在立法过程中，法律要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方向，这实质上就是“德”。立法过程中“以其得之于心”，“心中得这个仁”，就是在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深厚根基。古代社会是皇权至上的家天下，由于制度上的根本缺陷，“以德治国”说到底是在维护当时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对于民众来说，充其量只是局部权益得到保障而已。当今时代，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以德治国”的思想才真正得到施展的舞台。职是之故，我们更应该珍视古代德治思想这一文化遗产，从中获得启迪，取精用弘。诸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仁为宗，以刑为助”“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古训，应成为当代所有立法者、执法者的重要信条。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