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如果说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对自然界的“惊奇感”，希伯来文明起源于对上帝的“敬畏感”，那么，中华文明则起源于对人之为人心性丧失的“忧患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先贤最关注的不是外在的自然，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国，也不是纯粹的思辨领域，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心性、人性、生命、社会、人生。

　　古人云：“思以其道易天下”。就是说，中国古人思考的是用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就是“道”来改变天下、和谐社会、净化人心、安顿生命、培育人格。这一境界和状态，儒家谓之“至善”，道家谓之“上善”，佛家谓之“般若”。所以，“明心性”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共同的价值取向。儒家强调“存心养性”“止于至善”，道家强调“心斋坐忘”“性命双修”，佛家强调“即心即佛”“明心见性”。“心性之学”关乎“成圣”“成道”“成佛”，一句话，关乎“成人”的问题。诚如孟子所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中国天人之学中的“天”，涵义是多样的，主要有“神灵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等诸说，它们的共同主张是天人合德。

　　神灵之天及其天（神）人合一论为周人所立。天（神）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表明天（神）人是相关的。也正是这一“相关性”“合德性”体现出周人的天（神）人之学的最终指向是人而不是神。周人的“天命论”的重心与其说是神，毋宁说是人。“天视之我民视，天听之我民听”是对这一思想的最好诠释。周人的这种天（神）人观具有原始的无神论倾向。

　　在儒家看来，“命运”代表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并对人有一定制约作用的力量。对于这一存在，儒家提醒人们要给予充分尊重，乃至敬畏。我们可以将儒家这一“天命”思想看作对人可能出现的盲目自大行为的告诫。而在处理“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上主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表明儒家从没放弃重人事的基本立场。

　　道家老庄的“天”“自然”等概念，表征着万物本来存在的状态。这一“天”（自然）是无为的存在，是没有意识和目的性的存在。这些观念都集中表现在“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中。可见，道家独特的天人之学有着浓郁的无神论意味。道家的“自然为本”与儒家的“人事为本”一起成为中国无神论发展历史的两条主线。以荀子为代表建立的以现实的自然之天为基础的天人之学，更是直接而明快地承认“自然之天”的物质性、客观性以及自然性。

　　从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考察中华传统文化之后，我们还应对无神论彰显的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加以挖掘。主张“无神”，其实是对“人”这一主体而言的。“无神”的主张所要肯定的首先是“人”。因此，无神论的精神首先就表现在伸张“人”的精神和价值或者说人的主体价值。而人的主体性又是通过一些具体方面展现的，主要是有为精神、创造精神与自由精神。这些精神，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应得到肯定和颂扬。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