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这一思想方向发端于孔子，他把人性中的光明面称为“仁”。他强调，“仁”乃是人的内在品格，乃是人生价值的源头。按照这种思路，价值实现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理性选择：“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在修己成仁时，表现出一种主动性，而无须受什么外在神秘力量的规束。

    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孟子预设了一种价值理想，强调人应该善。至于实然人性，既有善，也有恶；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如果现实的人肯接受儒学价值理念，便可以使阴暗面得以抑制，使光明面得以发扬，通过修身的途径实现自我完善化。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向善的能力，叫作“良能”；生来就具有求善的意识，叫作“良知”。良知良能乃万善之源，由此而形成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由四端而形成四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即仁、义、礼、智。孟子的结论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我固有之”的意思，不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是善的，只是说接受道德观念的前提，内在于应然人性之中。人性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之所在。

    儒学大力倡导与人为善精神，为实施道德教化、造就礼仪之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儒学的淑世主义导向中，包含着尊重他人、尊重民意、与人为善、利群利他、忧国忧民、严于律己、推己及人、向往高尚人格等意向，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事实证明，儒学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念，提供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甚至可以说倘若没有儒学，中华民族不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儒学把淑世主义导向应用于国际关系方面，便形成和平主义导向。在这一点上，儒学为中华民族培养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提供了良性培养基础。儒学讲究包容性，拒斥排他性，主张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主张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儒学从修身讲起，推己及人，进而讲到齐家和治国，最后指向“平天下”。儒学发端于中原地区，其创始人为汉族人，但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都认同儒学。儒学是中国各个兄弟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儒学只以自身的理论魅力吸引受众，决不借用外力、暴力向受众灌输。在儒学传向东亚的历史上，从未发生“一手拿经书，一手拿利剑”的情形。儒学“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理念是东亚各国和睦共处的精神基础。儒学这种和平主义的取向，在历史上曾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在当今时代则可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罗素赞许中华民族是“骄傲得不愿意打仗的民族”，对儒学的维护和平意向表示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