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儒学大会：一个高端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自2007年举办发起国际会议以来，世界儒学大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八次。世界儒学大会的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举办儒学研究活动，推动各国、各地区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传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增强各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本届大会，来自美国、德国、俄罗斯、马其顿、埃及、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蒙古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会，并提交论文。同时，于比较视野中，开展对会议主题及相关议题的学术研讨，也成为中外学者普遍的治学特点。这一切无疑彰显和增加了当代儒学研究的国际性。世界儒学大会业已成为弘扬儒家思想、研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高端学术交流平台。

    儒家思想应为当今世界提供正心正德的文化维度和兼济天下的精神力量。这是与会中外学者的广泛共识。

    北京大学杜维明先生不无感慨地提起1948年联合国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以其深厚的儒学素养，创作了《宣言》第一句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这句话中的“良心”二字，强调所有的人都应该获得尊重，而这正是仁爱价值的世界体现。

    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先生从全球视野出发，指出自由主义和民主理念在21世纪所具有的明显局限性，认为“当我们在考虑可用来应对全球困境必需的文化资源时，首先想到的，是要摒弃人们熟悉的、个体玩家竞争模式的、只追求一己私利的文化资源，代之以协同合作形式的、加强对跨民族、伦理和宗教的界限协调可能性的、恰当文化资源。正像当今为人广为理解的，儒家文化弘扬谦恭与相互依存关系的价值观”。

    俄罗斯圣彼得堡马卡洛夫国立海运大学尼古拉·米诺夫和中国中央编译局凤玲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辩证地探究儒家思想乃是一种和谐而内在超越的话语体系。越南历史研究院阮国生回顾了儒学思想传入越南两千多年来的发展历史和对越南民族文化留下的深刻印记，强调儒家仁政思想、重视教育和注重道德等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为了实现越南现代的社会目标，需要利用儒家积极参与现代社会思想的交流融合，使儒学思想重新迸发出生机活力。德国大卫·巴拓识通过回顾欧洲对儒家思想的接收和认识历程，提出儒家的宽容之道和以仁爱为根本的治世方针，超越教派争端，具备作为国际化思维的天然优势。儒家“求同存异”的治世观与“天下和谐”的理念，作为中国以和平、中立的身份在世界舞台上参与各项活动的出发点，充满正向能量，有利于解决当代与未来各种国际问题。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李瑞智对此深有同感。他说，面对中国的觉醒，西方很多人还没有做好准备，有意识地拒绝了解中国文化。而那些目光短浅、掠夺有限资源、利用金融杠杆、追求短期利益的人，就是儒家传统理论中的“小人”。与之相反，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坚持“君子”政府，基于合作，超越宗教，实施善政，带领人民过上繁荣富强的生活，这个对比是非常鲜明的。而“君子”的概念正是来自于《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代表。日本爱知工业大学史文珍也以《论语》为核心，力图从孔子思想中寻求人和社会的理想状态以及实现的方法和途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帕特里克·孟迪思则从中美关系角度回顾了儒家思想的传播对美国建国所产生的相关影响，并借此表达希望儒家思想对推进双边关系以及推动建设更加和平繁荣世界的美好展望。

天、道、仁：中国文化的内核

    与会专家学者就“天”“道”“仁”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清华大学张岂之认为，中国作为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国家组织，形成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周人在此基础上提出敬天、孝祖和保民这一政治伦理范畴，是中华文化较早的理论基石。而根源于漫长的农耕历史所形成的中华文化主题，即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强调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以及人的地位、人的责任和人的特点。湖南大学朱汉民强调，在儒家思想中，“天下”是一个涵盖又超越了个人、家庭、民族、区域、国家的宏大的空间概念。在这个空间中，应该追求、信仰同样超越具体区域、国家权力利益的普遍性文化理念和最高的文化价值——“道”，也即意味着“天下”首先是一个文化空间，而非政治空间。所以“孔子追求的最理想的世界就是‘天下有道’，这个道的具体思想内涵和价值体系包括‘仁爱、民本、仁政、大同、忠恕、中和、道义等一系列价值理念’”，而这些都具有普遍价值，可以亘古流传，有益四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存山则具体总结出“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五点内容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常道”。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24日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这里说的“固有的根本”“自己的精神命脉”，应当就是中国文化的“常道”。“‘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六句话，可以说是对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之‘常道’的一个精辟概括和表述。”

    仁，作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核心思想，来源于人，并延展至国家社会。仁不仅是基础的做人准则，也是普遍的道德精神，更是社会的治理良策。对此，中外学者皆有共识。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认为孔子把“仁”视为一种内在的价值源泉，一种普遍的道德精神，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则。“孔子以后，儒家皆围绕着‘仁’字做文章。儒学从‘仁’讲出‘和’，再讲出‘礼’，进而讲出‘用’，从‘点’到‘线’，再到‘面’，乃至‘体’，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仁’既是儒学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核心。一个‘仁’字，把古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打通了，它是我们无法割舍的精神基因。”中国政法大学林存光指出儒家在历史上建构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话语、理念与实践，“通过回顾仁学思想的发生与开展，其实践论意义体现为历史上的儒家大都强调自家庭之孝亲开始，而逐渐由近及远地不断扩充践行仁道的范围，推己及人乃至于最终达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高远境界”，只有“从仁学实践论的进路推进和深化儒家仁学思想的新开展，才能真正实现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北京大学杜维明对“仁”的解读更具国际视野。他指出，“面向未来，何为仁”是当今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当孔子与颜回提出“仁”的时候，没有阶级性，没有地域性，也没有其他特殊性，所以“仁”能够体现人文精神最高的价值，这一做人道理本身也具有普遍性。同时在各大轴心文明中，儒家传统没有排他的原教旨主义，自始至终都体现出开放多元的大气。“所以在文明对话中间，涌现了一批自我定义为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式的伊斯兰教徒（‘儒回’），儒家式的犹太教徒。不是儒家有什么特殊性，正因为大家都在呼唤一种人类都能接受的具有精神性质的人文主义。”在仁的基础上儒家创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不仅是其深刻的批判精神和自我反思的反馈系统，更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金科玉律。“仁义礼智信”作为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道理，相信也是将来人类共存共生不可或缺的学做人的道理。

    此外，与会部分专家学者坚守学术原点，扎根基础研究，对于儒家学术和思想的基本义理、基础问题追问溯源，孜孜以求。大连大学葛志毅以“《春秋》素王说”为例，通过汉儒的视野，考察孔子地位在汉代得到官方确认的历程，展现其与汉代社会之关系。山东师范大学王钧林对孔子“用之则行”和“舍之则藏”的两种为政方式进行了颇具意味的论述。北京大学朱雷提出应该以儒家形而上学为新的人类经验奠定基础。山东大学邹晓东通过辨析《大学》“教—学”论与《中庸》“教—化”论，力图剖析传统儒家政治的困境与出路。台湾政治大学陈逢源对朱子后学北山一系的学术思想、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对万斯同的儒学史表《儒林宗派》、中国石油大学张瑞涛对黄宗羲的《孟子师说》、陕西师范大学李敬峰对李二曲《中庸》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王俊彦对程瑶田著作《论学小记》、台湾铭传大学田富美对方宗诚等宋元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特色问题也分别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阐述。

德、礼、孝：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视察山东时，特别提到修道立德的重要意义，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何为德？孔子研究院杨朝明回忆总书记在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认为中国传统的“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深刻凝练，其中“孝、悌、忠、信为第一个层面，即正心诚意的内在修为；礼、义、廉、耻为第二个层面，是个人修为的外化，是修身的体现”。二者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可谓“融入了古代中国思想精英关于德性问题的全部思考”。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美德，“八德”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因此我们不能淡忘“八德”的历程，应该继续讲好“八德”的故事。

    礼是道德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人民大学韩星认为“礼教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在礼仪形式中懂得做人的道理，更好地完成人生的责任和义务，塑造高尚的人格，完成健全的人生”。对于旧礼教中糟粕的部分我们应该摒弃，但对于那些“反映的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共性，反映的是人的共性，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共性”的人文礼教精神，我们应该尊重和倡导，尤其是早期儒家思想强调礼教内在的精神价值——仁，更是当今社会重塑道德共创和谐的必由之路。

    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从教育的目标考虑，呼吁重铸君子人格——“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以此“六有”培养道德精英，肩负孔子所言“人能弘道”之重任，礼义之邦的和谐社会一定能够实现。

    韩国中央大学梁承武对近代以来韩国传统礼义教育的衰微进行反思，指出东方文化圈在21世纪进入知识信息社会后，“整个社会领域都以为西方化就是先进化、发展的终极，自顾不暇地奔跑，甚至达到丧失自我认同性的地步。虽有失时之叹，还是醒悟到这一点，正在为找回自我文化的正体性而东奔西走”，而解决之根本还是应该从为人教育开始。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陈启生也认为“孔子视推行礼乐为达到国泰民安的最佳法门”，建设礼乐社会，应该从教育着眼。教育是立德树人的基础。曲阜师范大学李建从教育的资源着眼，指出儒家仁礼传统展现了从自我人格修养向家庭、社会、国家、自然乃至宇宙天道扩展的过程，强化了人的道德自主和社会承担意识，奠定了儒家道德人文主义的思想基调，是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依托的重要文化资源。

    传统礼教思想精华不仅对于教育而言是宝贵的财富，对于法律和商业也极具资源意义。西南政法大学俞荣根指出：“依法治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大标志，也是走向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我国百余年移植西方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现代民主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和机制，需要文化内核的支撑，需要道德文明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的承载和依托，民主法治就只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们需要尊重以儒家思想为灵魂的中华“礼法”文化的智慧，努力融汇中西文化创建新的中华法系，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成功。山东师范大学丁鼎也对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分析，强调其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提供宝贵政治智慧和法律资源的巨大作用。山东工商学院房秀丽和杨家珍则认为“现代商业伦理的构建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积淀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的儒家文化，尤其是“以义取利，仁者爱人，诚实守信，忠恕之道，正己修身，自强不息及以和为贵”七个方面的思想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对现代商业伦理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对市场经济也是有益的文化源头和智慧宝藏。

    礼乐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和标志，多位与会学者也从乐的角度对此进行解读和阐释。华侨大学冯兵将以礼乐为研究对象的思想上升为礼乐哲学体系。吉林师范大学丛连军认为乐教作为治国理政、道德践履的一种重要方式，具有“治心”“蕴德”“定俗”“知政”等功能价值，足以彰显出其对人与社会的重要性。陕西师范大学李河对“乐治”在法理社会中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中央财经大学左汉林具体介绍了唐代郊庙雅乐的创立与沿革及祭孔礼乐的相关问题。北京大学吕明烜以《系辞传》中“圣王制器”所表现的将技术视为礼乐社会的先行准备为例，证明儒家理论中含有丰富而独特的技术思想。台湾佛光大学李纪祥、台湾师范大学林素英、孔子研究院孔祥林、济宁学院刘振佳则聚焦于孔庙，对台北孔庙尊崇六艺文化的成功再生经验、“孔庙世界”与“乡祠先贤世界”“祭如在”如何可能的形而上学议题、明朝嘉靖九年的厘正文庙祀典事件、孔庙展现出的民族文化信仰等问题进行了阐释。

    孝在传统道德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济大学曾亦认为孔子依据亲亲精神提出孝道原则，并折中四代之礼改造周礼，这一过程对儒学之今日转化有所借鉴。孔子研究院刘续兵也认为儒家孝悌之道来自于“亲亲”“尊尊”，其所内含的“爱”和“敬”这两种深刻的情感展现儒家由“内圣”到“外王”的发展路程。曲阜师范大学周海生则强调义对于孝的维系意义，“谏亲从义”才能彰显传统孝伦理文化的真谛。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经典出发对“礼”进行基础研究，中南财经大学黄燕强对《礼记》的祭祖仪式与成德思想、浙江大学杨逸对朱熹的鬼神观及其《家礼》实践等问题的阐释都令人耳目一新，华东师范大学杨柳和宋健则介绍了美国学者芬格莱特对“礼”的重视以及其所充满的“公共之美”，借此反思国人对礼的历史批判并以之追寻“公共性”表现人类思想的愿景与难题。

多元、秩序、公共性、软实力：儒学的时代维度

    在新的时代，如何客观、深入地认识儒家学说的当代价值，推动实现创造性转化，造福世界？这些问题激发了与会学者的深度思考。

    北京大学干春松从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的概念争议着眼，认为“如果我们期待儒学思想的现代展开，那么重新厘定现代儒学的开端，是其必要的一步”。台湾政治大学曾暐杰则透过西方波士顿儒家的发展，提出“当前儒学的发展应该放弃单一道统，从过去港台心性儒家的一元线性发展，转为百花齐放的现当代新儒家的多元发展样貌”，只有港台心性儒家、当代新荀学、大陆新儒家并列齐鸣，才能激荡出最适宜儒家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准则。清华大学方朝晖分析指出，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及社会结构和制定模式的改变，却依然无所动摇。“未来中国文化中的秩序问题，即权威、制度及价值建设的方向，应当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充满了深厚自由精神的儒家传统中来寻找”。曲阜师范大学邱文元提出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重构大同儒学的观点。华东师范大学陈乔见则对儒家公私理念的历史误解进行了厘正。他认为，“儒家‘公私’之辨的主要内涵是‘合私成公’，所表达的是藏富于民的社会理想和治理方式”，儒家的道德体系中充满了社会性公德的元素，如仁义礼智信忠恕等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对现实社会中的诸多乱象具有针砭时弊的意义，对现实中存在着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和改革具有范导性意义。

    文化软实力也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济南大学赵薇从古老的《周易》出发对“保合太和”“遵道贵德”“盛德大业”等思想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周易》与文化软实力的体用关系以及相关启示。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巨川通过分析“易”“仁”“祖”“是”及其分别代表的汉民族的宇宙观、社会观、伦理观和价值观，认为汉文化的核心观念和思想精髓完全蕴含在汉字之中，汉字以“踪迹”的形式罗织成汉民族的文化范式，永恒地守护着汉民族的精神疆界。济宁学院王钦鸿从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着眼，认为儒家文化必须以其核心的价值观发挥对大众文化的引领作用和积极影响，使当代社会文化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此外，中国传媒大学刘庆从公共空间的建构与企业家的文化责任、潍坊市委党校盖立涛从儒家思想视域下的公共文化空间构建、山东社会科学院孙聚友从儒家养民富国思想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意义、济宁市委党校胡爱敏从“一带一路”背景下儒家文化的传承、孔子研究院李翠从孔孟之乡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等角度也对儒学当代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儒家思想凭借自省的态度和审慎的精神，彰显出穿越时空地域的生命力量。台湾中华孔子圣道会高秉涵详细论证了儒家“大一统”思想，指出孟子提出的“一天下”和荀子提出的“一制度”思想，作为国家、民族统一理论和社会制度统一理论，是长久维持“大一统”的根本保证。“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永远不变的目标，也是台海两岸关系的大纲和总纲。

    感悟传统，融汇新知。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倾力建立儒学研究、交流、合作的国际化平台，在各方代表的交流和沟通中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今后，世界儒学大会将继续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精神，为推动世界范围内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及传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不懈的努力，为促进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任慧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