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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
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
我们越是临近“两个百年”,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越加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深深地联结在一起。
2013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讲清楚”,阐述“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从而说明中国历史、中国道路有其鲜明的独特性。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从“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的表述可以看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许多挑战,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我们走自己的路,必须要有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立足点,有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先进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引导。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指出: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2015年9月3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成果,他强调:“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这些就是我们倡导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应吸取其中的精神力量。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文明创造精神、穷本探源的辩证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等。温故才能知新,这些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实基础。总之,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这就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精神力量。
复旦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教授葛剑雄
中国梦与传统文化
复旦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教授葛剑雄
实现中国梦需要集中一切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传统文化就是一项主要的资源,也最有利于调动国人的积极因素。但传统文化也有其局限,如果不深入探究其精神实质,一味模仿复古,只会起消极作用。如果不注意创造性转化,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且传统文化的正确理念往往只停留在概念,集中于精英,今天必须使之形成社会实践,面向大众,方能发挥作用。
例如中国的传统孝道,如果我们只是理解为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睦,那其他文化无不如此;如果只是让青少年披上汉服,穿上唐装,叩头跪拜,更是连形式也做不到。实际上,孝道的本质在于维系家族的精神支柱,保证家族和社会的繁衍,所以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孝道的继承与弘扬不仅使先民一代又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生育,尽最大努力抚养后代,积极与外族通婚,争取外族的同化和融合。在天翻地覆、生死存亡之际,总是将家族的延续放在首位,当作尽孝的实际行动,或者争取忠孝两全。
今天现代化国家和发达地区都面临着生育率降低、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加剧、家庭观念淡薄等难题。一些国家企图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加以缓解,但事实证明,经济手段作用有限,对中产阶层更无计可施;而法律只能保护已有的生命,却无法强制人们生育。
如果将传统的孝道转化为现代的价值观念,即保证家庭和社会的繁衍是每一个人的义务,更是青年不可推卸的职责,同时积极保障男女平等。如果我们的后代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和熏陶,将孝道融入逐渐确立的基本价值观念,以后就会将家庭和睦、生儿育女、尊老爱幼看作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和应尽的职责。
中国传统文化中能用之于现代转化的资源很多,必定能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