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特有的教育与文化现象。考察世界各国的教育史、文化史，从未有如中国书院式的机构与制度（东亚各国如韩国、日本等也有书院，但都是源自中国）。书院在其消失之前，本是中华大地上一个世人皆知，毫无特别值得人们将其突出关注的普通之物，所以，它的存在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虽有学者的研究，也只是作为一种历史的叙述而已。清末，书院一夜之间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它就一下子成了历史，成了博物馆、教科书上的陈列品，有如“马王堆”“兵马俑”，仅供人们观览而已。近年来，由于中华文化自信与自觉的苏醒，人们重又发现了书院，发现了它的价值、意义与并未消竭的生命力。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当代书院热的不断升温，人们发现，这个本来被我们视为普通之物的东西，原来并不普通。我认为，中国的书院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明的又一大发明，它的意义绝不在“四大发明”和“七大奇迹”（关于七大奇迹，似无共识，一般指：长城、故宫、布达拉宫、莫高窟、乐山大佛、兵马俑、都江堰）之下。在今天，它的复兴甚至比“发明”和“奇迹”更具有迫切与深远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书院之兴，对应举之学的反拨 

　　书院，是有别于私学与官学的一种文化、教育制度。据邓洪波的研究，书院之别于私学主要在其规模（建筑之规模与制度之规模），而其有别于官学则在于它的资金来源与办学目的（见陈谷嘉、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7月版）。盛朗西曰：“书院之名昉于唐，书院之制创于唐末五代，至宋初而有天下四书院之称。”（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印行）而邓洪波则认为书院应是产生于唐初（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一章）。

　　为什么书院之制不早不晚起于唐？我认为，这与科举制度从隋创立至唐成熟而成型有关。科举制度到唐代已经得到充分与完美的发展，其制度基本定型，运作已臻于成熟，随之而来的是官学与私学科举化的完成。于是，中国教育的现实——求功名利禄，与中国教育的传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礼记正义》卷第四十六《学记》第十八，第1423页）“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同上，第1424页），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面对教育越来越功利化的倾向，一些坚守儒家价值观与理想的学者挺身而出，办书院以拨私学、官学之偏。据邓洪波的研究，中国可考的最早的书院有四所（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一章），但这些书院基本上都是士人藏书、读书、治学之所。所以，严格地说，这些书院只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现在可考，真正有书院之名又有书院之实的书院，当为福建漳州的龙溪书院。书院的创办人为唐武则天时代的陈珦。据乾隆《龙溪县志》记载：陈珦举明经及第后“上疏乞归养，使主漳州文学。龙溪尹席宏聘至乡校，乃辟书院于松洲，与士民论说典礼。是时，州治初建，俗固陋，珦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剪除顽梗，训诲士民，泽洽化行”（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一章）。可见，陈珦办书院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开引古义，训诲士民，敦厚风化。也即《学记》所谓“化民成俗”。

　　书院发展到宋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代士人们的文化自觉特别深刻，他们大兴办书院之风，自觉地承担起化民成俗与传道（儒家之道统）的社会责任。宋代有“四大书院”之说(四大书院历来众说纷纭，并无定说，本文不讨论这一问题，只是沿用一般通常所说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为四大)，从四大书院的办学宗旨及院规等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代书院反拨应举之学的鲜明特点。

　　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侯（笔者按：乾道元年，刘珙安抚湖南，重修岳麓书院，侯指刘珙也）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学为先务。”(《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十，《张栻集》第三册第900页，中华书局2015年11月版)

　　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朱熹《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86页）

　　朱子《衡州石鼓书院记》：“衡州石鼓山……故有书院……淳熙十二年，部使者东阳潘侯畤德鄜始因旧址列屋数间，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而益广之……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抑今郡县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艺之素，其所受业，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憚其烦，盖非独不忍其旧迹之芜废而已也。故特为之记其本末，以告来者，使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也。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同上书，第3782页）

　　王日藻《嵩阳书院志》：“嵩岳宅天中，为阴阳风雨之会……中有以书院称，与岳麓、睢阳、白鹿棋列为四者，则自五代周昉也。夫五代日寻干戈，中原云扰，圣人之道绵绵延延，几于不绝如缕矣。而书院独肇于斯时，岂特非景运将开，斯文之未坠，已始基欤？”（《嵩阳书院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卷二第81页）

　　从以上所引“四大书院”之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书院之兴，殊与“科举”异调，它是对官办主流教育的一种反拨和补缺。它强调的是人文与道统，它所要成就的是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人伦与人格，而不是应科举而试的器用之才。

　　如果说，在书院的发生发展中，早期的办院方针中还带有某些模糊和不确定性的话，那么，自朱子出而为白鹿洞书院定“揭示”，则中国书院就有了自觉的、制度化的、得到众所一致认可的办学宗旨与方略。淳熙六年（1179），朱子知南康军，发现白鹿洞故址，于是上状申修白鹿洞书院，明年建成，释菜开讲，自任洞主，并定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有称“学规”者，今本《朱子全书》称“揭示”，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淳熙本、浙本作“学规”）。全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88页）

　　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献，此文一出，天下书院莫不影从，从此《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中国书院的不祧之训。中国书院不以功名利禄为办学宗旨的传统，被以经典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传承不绝。

　　以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中国书院传统，可是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教育的本质功能最早也是最自觉的认知和实践。中国的书院强调，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士”，而不是统治者的工具，它所传承的是“道”，而不是“术”。

    书院的公益性特征 

　　邓洪波先生认为，书院与官学的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书院是民间集资创办，不是官办。其二，与此相联系的，书院是向下层社会开放的，学生不受身份和地域限制，带有浓烈的平民色彩，不像官学专以官家子弟为教育对象，把教育限制在上层社会，作为少数人垄断的权利。”（《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第七章第430页）邓先生的分析非常到位，清楚地揭示了书院作为一种民间的办学体制它的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的资金来源——不是官方，而是民间。第二个特征是生源，邓先生说是“向下层社会开放”，即它的学生来源主要是一般的老百姓，而非特定的官宦阶层。我以为，邓先生注意到了其一与其二，却忽略了由其一其二必然会带来的其三——书院的公益性特征。

　　中国古代书院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它不是一种营利性的机构，它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突出了公益性的宏大格局。研究书院的历史可以发现，书院兴办之际不可避免地会有官方支持的色彩。以宋代四大书院为例，他们的兴建或复建都有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赠书与划拨学田的记载。但政府的支持仅此而已，书院日后的运营与维护、发展等，政府不再承担任何费用，完全靠书院自己的管理与经营能力。考察中国古代书院的历史，我们还可以发现，得到政府资助的书院屈指可数，绝大多数的书院完全靠民间捐助和乡绅、官员及士人、商人们的集资。（详见邓著《中国书院制度研究》及《中国书院史》）

　　中国古代书院的公益性，除了表现在他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制度设定上，还表现在他对学员采用免费入学并予以资助的制度安排上。书院学生的伙食费一般是免费的，有的是发放伙食费。此外，还对学生发放一定的“膏火”（即津贴），相当于今天的助学金。（详见邓著《中国书院制度研究》及《中国书院史》）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一文中说：“前清末年办学堂，学费膳费书籍费，学堂一揽千包，还倒贴学生膏火。”（《饮冰室文集》卷76, ）可见，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

　　当然，这样的制度会给书院的运营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但是从书院发展的历史看，书院因经费无以为继而停办散伙的记载固然有，但是大多数书院并不会因为经费的问题不可持续。这其中的奥秘，除了有学田等不动产的经济收入外，整个社会对书院经营的支持已有共识，所以书院的捐助一般都有保证。《红楼梦》第九回，讲到贾父送宝玉入义学读书时，有这样一段话：“原来这义学也离家不远，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为官者（当然包括经商者）捐助书院等教育机构是一种普遍的风气。（这种习俗，至今保留在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中，笔者即亲见马来西亚的华语学校每逢春节即由校长带队组织舞狮队去各大企业和商人聚居的社区募款）

    将儒学重新拉回民间的努力 

　　中国的书院，由私学演变而来，它的主要功能是“传道”——传以儒家思想学说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之道。儒学在汉武帝独尊之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主要是在民间传衍。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学说。但是经董仲舒的鼓吹，它取得了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成为官方哲学。这以后的一长段历史中，儒学渐渐远离民间，成为统治者和为统治者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学问。于是，它逐步走向封闭和僵化。朱子在论说儒家道统的传承时说，自孟子以后，儒家的道统就中断了，指的正是这一现象。直到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出，儒家的道统才又重新接续了下来，而朱子则成了集大成者，他构建了理学——新儒学，从而使儒家的道统得以延续，一直到今天。

　　宋代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们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担当精神，担负起兴亡继绝的历史重任，而书院正是他们努力将儒学重新拉回民间的努力的一部分。元代以后，作为儒学主流意识形态的朱子学，再次成为官方哲学，但是，儒学却并没有再次走上脱离民间的老路，这中间书院起了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作用。元明清三代，书院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思想学术的纽带。元明清三代的书院，除了继续保持着化民成俗的教育功能外，讲学与研究蔚为风气。我们看这三代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不与书院发生过这样那样的联系。加之书院编书、刻书、出版功能的完善与强化，书院成了继承传统、推动学术、酝酿和产生新思想的重要孵化器。

　　书院复兴的当代意义 

　　光绪27年（1901），清政府发布《兴学诏书》，废书院而建新学堂。光绪31年（1905），废科举，书院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绝迹。

　　书院的消失，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的本土文化，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被排斥，甚至被打倒。而传统文化被连根拔除，意味着我们自身的价值理性被割断。于是，我们看到了经济的腾飞，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提升，而公民的素养与道德水准的下滑与沉沦。

　　但是，民间依然不乏梦想“兴亡继绝”的志士仁人，一旦气候适宜，民族传统的回归就会应运而生。于是，书院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在中国大地上复苏了。

　　传统书院的复苏，意味着书院制度的全面复兴指日可待，而当代书院制度的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一，传统书院是对现行教育制度的补充和完善。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改革、创新，中国的教育体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行的一整套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已构成完备和严密的体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体系的致命缺失是被严重地功利化。现在人们言必痛斥的所谓“应试教育”，其实质并不是“应试”，应试何罪之有？应试本就应该是教育的内容之一。“功利”——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实质是为了培养工具；受教育者是为了获取知识，实质是为了获取谋生的手段，与向上攀爬的资本，这才是教育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人格教育、价值观、人生观教育被冠以“德育”的桂冠，其实是空泛的。而书院教育恰恰可以补体制内教育的这一重大缺失。如上文所述，中国书院的一个根本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人”，所谓成人正是一种基于人文素养教育的人伦教育、价值观教育及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教育。这些，正是我们主流教育之所缺而社会和谐进步之所需。

　　第二，传统书院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继和研习。它的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及其经典。当今，在中华传统文化被连根拔起一个世纪以后，在体制内教育尚无法承担起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态势下，书院的复兴就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以起到民间国学热与体制内官方教育的纽带和传导作用。书院的复兴也许可以再一次成功地把已经失传的传统文化重新植入民间。也就是说，传统的回归，传统文化的回归，有赖于书院的复兴。

　　第三，书院的复兴，有利于唤醒和激活中华民族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是一个最重视教育、最崇尚人文的民族。世界几大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传承至今没有中断和消亡的文明。究其原因，中华民族基因中崇文、重教的精神是最根本的支撑。而这种基因的外化之一，就是书院的发生、发展及其制度、规范及运作机制的历久不衰。遗憾的是，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化及“左”化的影响，这一基因被冷冻了，人们失去了对教育与人文的热情，而专注于资本、迷信于科学，以致于整个民族走上了不讲精神、没有信仰，人欲横流、唯利是图的歧路。比如，为了买彩票可以一掷千金，为了买股票可以一掷万金，却不愿为助学哪怕拿出一分钱。又比如，当官的有几人愿为助学奉上一点“膏火”？经商的又有几人，能够为兴学捐出利润？书院的复兴，重新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它也许能再次激活我们的崇文、重教的基因，使捐资兴学重新成为我们的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

　　第四，必须强调，书院的当代复兴，决不是为了复古。书院制度及其办学模式也面临着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问题。所以，书院的当代复兴必须伴随着书院的创新。墨守成规、食古不化是没有出路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书院复兴借市场化之名敛财，也要警惕借书院之名行宗教布道之实。书院是我们的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要珍惜它，保护它，让它能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助推、助力，让它能在正确的道路上行之久远。我想，这也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容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