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说始于孟子，与诵诗、读书并行，共同指向修身成人的“尚友”主题。自明代始，学者逐步剥离“知人论世”“尚友”的原始目的，发挥其在求真方面的价值，从而使之成为与孟子“以意逆志”并行的“说诗”方法。清初，学者又因“以意逆志”可能存在的“臆测”局限，主张“知人论世”作为“以意逆志”的前提和方法，二者遂成为文学批评层面的理论术语。“知人论世”从体现经学道德追求的价值评价体系转化为文学批评的方法，是历史性的生成，然而却消解了“知人论世”所包含的人性向善、求乎仁义的诗道责任。

　　清初学者蒋骥撰述《山带阁注楚辞》，试图还原孟子“知人论世”观本来所具有的诗道内涵。蒋骥在《楚世家节略序》中说：“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汉史传原既多略而不详，余仿林西仲本，复辑楚世家怀襄二王事迹著于篇，因兼采诸书，附以所见。”他把“论世”作为“知人”的前提和方法，辑《楚世家节略》采用了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的态度，勾勒出“屈子为怀王左徒，初政精明”至“顷襄王立，复迁屈原于江南，忘父仇，与秦姻，强秦逐年侵地”的屈子举放和楚国治乱之间的因果线索，提出“楚之治乱存亡，系于屈子一人，而为万世逆忠远德者大戒”的主旨，呈现屈原代表的士与国运休戚与共的现世价值。

　　蒋骥注重在“知人”层面昭示屈原的王道理想，他在《余论》中讨论《大招》时详细阐述了屈原的王道理想，总的来说就是劝诫楚王对内省刑薄敛，对外禁暴多礼，用人举直错枉，行阜成兆民的王道之功。可以说，蒋骥对屈原美政的解读是在剥去屈子杂有法术、游仙等时代特征之后，对其儒道正统的核心政治理念的还原。《山带阁注楚辞序》说：“夫屈子，王佐才也。”“屈子所以先后其君者，必曰五帝三王，其治楚，奉先功，明法度，意量固有过人者。《大招》发明成言之始愿，其施为次第，虽孔子孟子所以告君者当不是过。”“而世徒艳其文，高其节，悲其缱绻不已之忠，抑末矣。”可以看出蒋骥研究屈原的目的，并不仅仅在彰显屈原个人的文采和忠节，而是意图从屈原之志中发掘其儒道理想，以体现战国时期正道直行之士对天下治乱兴衰的关切，以及他们所秉持的家国情怀。蒋骥投入精力去考察楚国历史及屈原行迹，昭白屈原的美政理想，强调《离骚》的好修主旨，以使读楚辞者能拨开楚辞文字迷雾，理解屈原激烈的辞世方式，体会屈原的情感，重新发现屈原之志在现世的积极价值，由此他在序言结尾点出了注屈的最终目的是“因文以得其人，则岂唯舒忧娱哀于百世之上，将百世之下闻风者亦有所兴起也”。

　　朱熹推崇孟子“以意逆志”的读诗方法，他在《楚辞集注》说：“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蒋骥把朱熹“以意逆志”的施用范围扩大为考察古人的全部作品，建立作品与古人情志的整体联系，他在《余论》中讨论《离骚》时说：“凡注书者，必融会全书，方得古人命意所在。”并提出了“本客二意”论，认为“楚辞章法绝奇处，如《离骚》本意，只注‘从彭咸之所居’句，却用‘将往观乎四荒’，开下半篇之局，临末以‘蜷局顾而不行’跌转；……纯用客意飞舞腾那，写来如火如锦，使人目迷心眩，杳不知町畦所在。此千古未有之格，亦说骚者千年未揭之秘也。故于《骚经》以求君他国为疑，于《招魂》以谲怪荒淫为诮，而不知皆幻境也。观云霞之变态，而以为天体在是，可谓知天者也？”“本意”是屈原的题旨所在，“客意”是屈原为表现“本意”而运用的繁复的虚构，蒋骥指出要去除如“云霞”般变化多端的“客意”之蔽，明晰如“天体”般昭昭然的“本意”。“本客二意”论使蒋骥能更准确地接近屈原的情志。

　　自朱熹后，研究屈原，都强调其“忠君爱国”，相较忠君爱国的政治伦理，蒋骥更多关涉的是屈原“致君尧舜”的政治关怀。蒋骥在注《离骚》时说：“木兰去皮不死，宿莽拔心不死，皆香之不变者，所修无已，善行乃日进而不可变，此立身之本而致君之源也。篇中言修皆本于此。”这里既包含了屈原的人格修养，也看重其美政理想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蒋骥把屈原的“好修”与《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亦可见他对孔子诗教观念所蕴含的引导社会向善的诗道责任的高度认同。

　　蒋骥一生遭遇诸多困厄，却始终“死守善道”。《武进阳湖县志》记载蒋骥曾被清怡亲王征为上客，“谢不往”，坚持“以经学教后进”。《山带阁注楚辞后序》自称“及老犹不废学，亦雅知自好，不敢有负圣贤”。可见蒋骥以圣贤之道安身立命，“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学道而“立致青紫”非他所愿。就蒋骥的抱负和节操而言，他与屈原之间有着接通千载的心灵契会，因此能准确地理解屈原，友其人而友其德，并积极揭示出屈原诗中的济世情怀。

　　还原“知人论世”方法所蕴含的诗道内涵，一方面使蒋骥“舒忧娱哀于百世之上”，在屈原那里获得了坚守的信念，“频年注屈真成谶，赢得江枫识畔牢”的诗句，正是蒋骥与屈原同心同守的写照，也使他能在士人争谷的名利场淡然面对“斜日增城虎豹嗥，玉虬蜷局驻灵旄”的现实。蒋骥对“死守善道”的结局有着清醒的认识，所谓“成谶”“赢得”不过是一个正道直行的士人甘于孤贫的自嘲而已。

　　正确地理解和弘扬屈原的王道理想，是蒋骥研究屈原和楚辞的自觉使命，他不仅“友其德”，也“维护其德”，《山带阁注楚辞》寄托了他的抱负和愁苦，他也相信“百世之下闻风者亦有所兴起”。（朱闻宇，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