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以前，“子思作《中庸》”这个说法几乎是一个“定论”，没有人会怀疑。到了宋代，学界兴起了一股疑经之风，“子思作《中庸》”这一经典说法也遭到质疑，历史上很多学者大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各种辩论，其中由《中庸》几个词语引发的三点论争，非常精彩。

　　第一点是由孔子之字“仲尼”引出来的。《中庸》第二、三十章曾两次直接提到孔子的字“仲尼”。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名讳的文化传统。如果《中庸》作者是子思，那么作为孔子的孙子，他在称呼孔子时应该避讳，不能提名道姓；相反，《中庸》直呼“仲尼”，那么《中庸》作者就不应是子思。所以南宋时王十朋就怀疑：“岂有身为圣人之孙，而字其祖者乎？”（《王十朋文集》卷八《策问》）针对这种质疑，朱熹指出，“古人未尝讳其字”（《朱子语类》卷六十三），春秋战国时代，对尊长先人并不讳称其字。比如在《论语》中，孔门弟子除了敬称乃师为“子”“夫子”外，也有称孔子之字“仲尼”的。叔孙武叔诋毁孔子，子贡就说：“仲尼不可毁也。”（《论语·子张》）甚至还有弟子直呼孔子之名“丘”的。孔子让子路问路于长沮、桀溺，长沮问子路：“夫执舆者为谁？”子路答曰：“为孔丘。”（《论语·微子》）既然孔门弟子对孔子可以呼名称字，子思为何就不能称孔子之字？

　　第二点是“华岳”问题。这一问题是由《中庸》第二十六章“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一句话所引发出来的。从字面上看：岳者，山也，华岳即华山。问题就出在这里。清代叶酉认为，古人有一个“论事就眼前指点”的创作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古人在作文论事时，往往就近取材，根据眼前事物加以发挥。华山邻近咸阳、长安，而远离齐鲁大地。子思为鲁人，泰山在鲁国，《中庸》如果真是子思所作，他最应该称引的是家乡鲁国的泰山，而不是遥远的华山。正如与叶酉同时的卢文弨说：“《中庸》，子思所作，何为近舍泰山而取华？”（《经典释文考证》礼记音义四考证）同理，华山接近秦都咸阳和汉京长安，所以称引华山之人，也应该就在华山附近。因此“载华岳而不重”这句话应该出自秦汉的士人而非鲁国的子思，或者说《中庸》作者非子思。叶氏此论一出，学界纷纷响应。袁枚甚至称赞叶酉“真可谓读书得间，发二千年古人所未有”（袁枚《小仓山房尽牍》卷八）。针对这种疑问，清代的樊廷枚认为，“华岳”与“河海”对举成文，“河海”为二水，所以“华岳”也应该为二山，即华是华山，岳是岳山（《四书释地补》）。徐复观甚至还证明了齐鲁大地原来就有两座山叫华山、岳山，只不过名气太小，“后为五岳之‘岳’所掩，遂淹没不彰”（《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五章）。

　　第三点是所谓“三同”问题。“三同”即《中庸》第二十八章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简称。最早对此提出质疑的也是王十朋。春秋战国，诸侯纷争，各自为政，“天下曷尝同车书乎？”（《王十朋文集》卷八《策问》）但《中庸》却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庸》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子思。反过来说，“三同”是秦并六国、统一度量衡之后的盛大景象，这意味着《中庸》作者更可能是秦代或其后的人，比如清代的俞樾即据此说“《中庸》盖秦书也”（《湖楼笔谈》卷一）。针对这种疑问，朱熹曾有过直接的答复。朱熹认为，各朝各代都有其“三同”，周有周的“三同”，秦有秦的“三同”，只不过它们的标准不同；战国虽然是周代末流，海内分裂，但周代“三同”的标准“犹不得变也”（《中庸或问》下）。后来很多学者都支持朱熹的说法，并援引《左传》隐公元年“同轨毕至”、《管子·君臣上》“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等文献来佐证先秦已有“三同”的说法。

　　对于上面第一点争论，我们认为，以“仲尼”来怀疑《中庸》作者是子思，这是以后来的历史现象揣测以前的历史事实，其结论只能是无的放矢。韩愈的名篇《讳辩》指出，名讳在唐代虽已颇成气候，但同时也指出：“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韩昌黎全集》卷十二《讳辩》）南宋的王观国也有一篇《名讳》，其中说道：“夏、商无所讳，讳自周始，然而不酷讳也”，“秦汉以来，始酷讳矣”。（《学林》卷三《名讳》）这就是说，名讳现象在周代虽然也存在，但并不紧酷，酷讳是在秦汉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子思身处战国，直呼乃祖之字，也属正常，所以后人并不能以此证伪“子思作《中庸》”。

　　对于第二点，我们感到，“华岳”的确不应该指华山，而应是与“河海”二水对应的二山。但我们不同意徐复观说“华岳”是齐鲁境内的华山、岳山。因为鲁国的子思如果称引山岳，也应该是大名鼎鼎的泰山，而不会是名不见经传的两座小山。但“华岳”到底是指哪两座山，目前还无法确定。

　　对于第三点，我们的看法是，“三同”一句有可能不属于《中庸》原文，而是前代儒者读经时随手做的旁注，而后人不明，遂在刻经时误窜入正文。理由是该句前后都在讲天子制礼，而中间突然冒出来一句“今天下”，文脉顿显突兀。如果拿掉这一句，经文内容前后连贯，一气呵成。当然这只是一种依义推测，我们并没有可靠的文献证据。

　　总之，以上三点论争的双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能拿出足以服人的证据，而且在当前的条件下来断定《中庸》作者到底是不是子思，面对将来可能发掘出来的材料，都会有很大的冒险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庸》的作者并非子思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性概念。或者说，《中庸》是不同时期的多个人陆续完成的作品。这应该是一种比较保险的说法。

　　（杨少涵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生活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