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继承，凸显的是文化的连续性，而文化的连续性建基于古今文化之“同”。对古今文化之“同”的理解不同，文化继承的路径也就有所不同。

　　今人对“同”这一概念的理解，常常借助于“和”与“同”的对比实现。这种对比倾向于将“同”视为不包含差异性的“抽象的同一”。应该说，这多少忽视了后期墨家的贡献。

　　从概念发展史来看，“和”“同”问题的讨论，春秋时期就开始了，这一时期，人们较为推崇包含差异性于自身的“和”，而对排斥差异性的“同”提出了批评。战国中期，和同之辩与名实之辩相结合，形成了由众多学派参与的“同异之辩”。在同异之辩中，出现了一些极端立场——或者割裂“同”与“异”的联系，或者取消“同”与“异”的差别，而后期墨家的同异观，则对同异之辩中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总结。

　　后期墨家所谓的“同”，已不是与“和”完全对立的“抽象的同一”。《墨经》认为，“同”是异中之同。“同，异而俱于之一也。”（《墨子·经上》）对此，庞朴解释说：“‘同’这个概念，是就不同（异）的东西而言的，只因为不同（异）的东西里有着某种相同，才用得着‘同’的概念；没有‘异’，也就无所谓‘同’了。”在《墨经》中，“异而俱于之一也”的“一”，可以有不同的所指，它可以指同一对象、同一整体、同一空间，也可以指同一类事物。“一”不同，“同”也就不同。《墨经》将“同”区分为四种——重同、体同、合同、类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墨子·经说上》）“重同”是指称同一事物的两个名词之“同”；“体同”是同属于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同”；“合同”是处于同一空间的两个事物之“同”；“类同”是有共同属性的同类事物之“同”。

　　后期墨家对“同”的不同种类的分疏，为我们理解古今文化之“同”，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视角，而这些不同的视角，昭示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继承传统文化。

　　其一，继承传统文化，可以采用不同于传统的表达方式，去传达、保留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暗合于“重同”的继承路径。这种路径可以表述为“新瓶装旧酒”。翻译、阐释、诠释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归入这一路径。当我们用“现代语言”去言说传统文化内容的时候，当我们用“哲学”“辩证法”“普遍性”这类“新”概念去分析传统哲学的时候，当我们以一种新理论去研究传统文化的时候，当我们以其他文化为参照系来映射传统文化的时候，传统文化的内容就在新的话语体系、新的思想框架中获得了新生，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继承。

　　其二，继承传统文化，可以通过把文化看成一个古今贯通的整体，使得与现代文化相关联的传统文化要素，获得某种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暗合于“体同”的继承路径。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看成一个整体，首先必须消解时间造成的古今隔阂，消解这种隔阂的典型路径是“通变”，即“通古今之变”。冯契、安乐哲等都强调“通变”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从宽泛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否定之否定、张岱年等人倡导的“综合创新”、海外新儒家所提倡的“创造性转换”等，也都可以看成是隶属于“通变”的文化继承路径。“通变”的前提是处于变化中的（古今）文化要素具有相互贯通的整体性，二者有“一体”之同。“通变”标示着一种互系性思维，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诸多因素，甚至诸多看似相反的因素，都因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而获得存在的意义。文化因素的相承相因固然是一种“通”，而相反相成、“创造性转换”也是一种“通”，从这个意义上说，“通变”是一种可以接纳诸多文化遗产的文化继承路径。

　　其三，继承传统文化，可以通过保留传统文化要素于现代文化之中得以实现，这是暗合于“合同”的继承路径。这种路径有多种表现形式，胡适的“整理国故”、毛泽东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大体上都可归入此一路径。其共同的特点，是认为文化或文化要素是可分析的，并且，从传统文化中析出的文化要素，可以在相异的时空中获得传承、保留。这种传承与保留，从最终结果上看，实际上是使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文化要素具有了空间上并存的“合同”。

　　其四，继承传统文化，可以通过揭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共性，并且发扬这种共性得以实现，这是暗合于“类同”的继承路径。这种路径的典型表现是“抽象继承法”。冯友兰认为，哲学命题有具体和抽象的双重意义。传统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是无法继承的，而其抽象意义则可以继承。以《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命题为例，其具体意义是：学习了《诗》《书》《礼》《乐》等之后，要经常温习与实习，这是很快乐的事。而其抽象意义是：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经常地温习与实习，这是很快乐的事。冯友兰的洞见在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可以具有“类同”的属性，发现、延续这种“类同”是继承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路径。（刘静芳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