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日益成为教育和交流的主要手段。例如，一位教授的讲演，通过视频可以即时让无数观众收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其的依赖日益加深，也逐步将其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同时，教授的讲演虽然通过视频能让人们听到声音、看到动作，但讲演人的感受、感情和言外之意还是会有所流失；缺乏现场氛围和互动，受众的收获必打折扣。此外，还有人认为，书籍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对于这一观点也应辩证地看。有了书籍就一定有文化传承吗？在当今时代，有多少人愿意认真去读《论语》《孟子》《尚书》《周易》，又有多少人真的把握了书的真谛？还要看到，书籍记录的思想和文化每倒一次手，就可能丢失一部分信息，甚至扭曲一部分信息。所以说，文化的传承靠人，靠人与人之间以“情”进行联结和沟通，其他的媒介和方式都是工具、手段，起辅助作用。

　　人们传承文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区等渠道。犹太人长期没有祖国，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复国后没过多久，以色列就成为中东的强国。它靠的是什么？就是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犹太民族、伊斯兰民族等关于家庭、学校和社区教育都有上千年乃至几千年的经验积累，需要后人发扬光大并赋予其时代意义。这同时也提醒我们，文化的传承不能过分依赖电子媒体而忽视了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教育作用。例如，见到一位老人摔倒了，带着孩子的妈妈马上跑过去把老人扶起来，这样一个举动就是对孩子无言的教育。这就是通过家庭、通过人进行文化传承的鲜活案例。

　　学者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地位，需要引起重视。首先，学者要成为文化宝库的看门人，对库里的东西要一清二楚，尽量防止“宝贝”丢失。其次，学者要成为文化宝库的导游，熟悉宝库里的“宝贝”，就像导游熟悉景点、路线及其掌故、文化内涵等一样。最后，学者要成为文化传承的警醒者和指路牌，告诉人们每条路将通向哪里。回顾历史，在中华民族奔向“理想国”的漫长征程中，孔子、孟子思考的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要走哪条道路。明朝中叶，当整个国家陷入黑暗时，王阳明几经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提出了“致良知”，让很多人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深埋着的“良心”会照亮世界。因此，学者在文化传承中肩负着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之路的重任。

　　文化的传承既然靠人，自然就要靠“话”——活生生的、人人能上口的话语。现在有关儒、释、道和西方文化的书汗牛充栋，其中“话少”而术语多，平易的话少而艰涩的话多。文化传承的“话”应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包括汉语还不太好的少数民族同胞一听就懂、懂就记住、记住就做。我们今天常说的“天理不容”“丧尽天良”“天地良心”“知行合一”，都来源于宋儒、明儒，这些话至今还活在老百姓的嘴里、心里。我们需要一大批学者在书斋里做高深的专业性、基础性研究，这样才能不断输送思想养料。但学者们也应认识到，要让思想文化对老百姓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就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普及到民众中，防止“术语越来越多，读者却越来越少”。应始终铭记，老百姓的话最浅显，但常常蕴含着很深的道理，那是世世代代沉淀在人们内心最深刻的东西，老百姓其实是我们的老师。

　　（作者:徐嘉璐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