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夏天，在蔡元培先生即将赴欧洲考察之际，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开会欢送。正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大场景下，几位教授都在发言中表达了勉励之情，希望蔡元培此行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欧美。独独梁漱溟发问，“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一时间，众人皆无语。

　　这个场景记录在梁漱溟的一篇文章中，并成了他后来撰写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动因。他认为，只有阐释清楚中国文化的内涵所指，只有深入了解民族文化要面对的外部语境，文化交流才不会沦为门面话、应酬话。这场一百年前的燕园会饮，因为梁漱溟这句沉重的文化提问，为后来者设定了讨论同类问题时的言说层次。

　　百年来，梁漱溟的问题被不断细化并敞开了更多讨论空间。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崛起，投射在文化上的命题就是如何“以文化的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中国的发展，也始终面临着“实力的增长”和“魅力的提升”两个评价向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文化实践正在不断拓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还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把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作为其中的一项重点任务，形成了对近些年中国文化实践的系统总结和未来布局。

　　加强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互动，首先是一个中华文明自我发现、自我重塑的过程。这有赖于我们深入把握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而上解读，凝练对中国历史选择和历史道路的文化表达，推进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成熟，培育中华美学精神和价值导向，背靠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将“中国智慧”上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层面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只有我们从理论建构层面到大众实践层面都把握住“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才能冀望与世界文明碰撞的深度和互鉴的广度。

　　互动，更是一种双向发现的过程。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世界性价值，不但提供了独特的认识框架和思想资源，近代以来更是成为西方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参照。德国汉学家顾彬这样形容他几十年以来学习古代汉语的感觉：“一个完全新的世界给我开了它的门。李白来了，孟子来了，庄子打个招呼，我就入了中国的梦”。美国儒学学者安乐哲认为：“西方绝大部分伦理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儒学中的‘个人’是处于关系中的‘个人’，强调人的关系性、共生性。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图景”。这些评价，是中国文化不断“被发现”的象征，也提供给我们变被动发现为主动传播的启示。

　　也许，“李白来了”“孟子来了”正是一些国家掀起汉语热的原因；而展示关系（家庭、乡土、族群）中的个人，正是中英合拍纪录片《孔子》在海外播出受到好评的原因，是BBC《中国春节》纪录片火了的原因。深邃把握中国文化精神，寻找各民族国家人民的同理心、共情心和好奇心，是推进戏曲、民乐、书法、国画、中华典籍、中国文物、中国园林、中国节日等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的现实路径，是以文化的方式说明中国的落地方法。

（作者：刘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