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在这个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作为古代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载体的文献典籍占据着重要位置，其数量之多、流传之久世所罕见。我国不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还有整理、研究、利用这些文献典籍的悠久历史，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总结出有益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古文献学。古文献学对于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否继承和发展中国古文献学，是关系我国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存亡的大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古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古代文献典籍将会面临两种后果：或者任其错乱、散佚，日渐消亡；或者乱加整理、妄加窜改，歪曲历史、贻误后人。这两种后果都将使古代文献典籍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非常不利的。不久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发展古文献学、加强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是重要基础。
    古文献学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准确理解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古文献学是个交叉、兼综的学科。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为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之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之学。 
　　从古文献利用的角度分析，古文献学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准确理解两个方面。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古籍目录是考察文献和治学的门径。由于我国传统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其在读书、治学、传承文化方面的指导作用尤为突出。版本学涉及文献版本的鉴定和流传源流的考察，读书、治学、传承文化应依据可靠的善本。校勘是借助有关理论和知识，运用相关文献比对、综合考订的方法，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校正古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错误，包括字句的讹误、篇章的错乱等，以期恢复文本的正确面貌。校勘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是取得正确文本的重要手段，是读书、治学、传承文化存真求是的先决条件。辨伪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辨伪仅指关于书籍本身包括名称、作者、年代等方面真伪的考辨；广义辨伪除此之外，还包括书籍内容真伪的考辨。辨伪是一项鉴别史料的基础工作，也是读书、治学、传承文化考信求真所必需。辑佚是从传世的有关文献中钩稽、辑录已经散佚的整部古书或现存古书中遗失的内容，具有拾遗补缺的作用。 
　　对古文献内容的准确理解，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对古文献的语文解读，二是对古文献的内容考实，三是对古文献的义理辨析。古文献的语文解读在古文献学中居于基础地位。古文献是用文字记载的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文本，也就是说古文献是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因此，要了解古文献的内容，必须从弄懂语言文字入手。语文解读包括认字、读音和释义，涉及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中国古文献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以小学为中心。所谓传统小学，狭义指文字学，广义则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中国古籍目录，从汉代到清代，小学类书籍一直附属于经部，作为通经的工具书。古文献的内容考实是指对古文献具体内容的各个方面如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的实事求是的考证，直接关系到对古文献内容的准确理解。义理辨析是古文献解释的灵魂。义理与文义有别，文义是文献语言的字面意思，这属于语文解读所要解决的问题；义理则指文献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这是义理辨析所要解决的问题。义理辨析是对古文献内容理解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在语文解读和内容考实的基础上，对古文献的内在意义进行准确的理解和诠释。只有完成义理辨析这一环节，才算得上对古文献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完全理解。 
　　运用古文献学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古文献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思想文化，离不开对其载体——古文献的准确把握和理解；而对古文献的准确把握和理解，又必须凭借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可见，古文献学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加深入认识这种重要意义，我们不妨举两个具体例子。 
　　例一，利用敦煌写本校正《高适集》传世诸本的错误。 
　　高适是唐代著名诗人。《高适集》传世诸刻本及清影宋抄本有《登百丈峰二首》，此诗敦煌残卷伯3862题作“武威作二首”，按以敦煌写本为是。第一首首句，传世诸刻本及清影宋抄本均作“朝登百丈峰”，而敦煌残卷伯3862是“朝登百尺烽”，也应以敦煌写本为是。“烽”即烽火台，西北河西走廊至今仍有遗迹，相当高大，素有“百尺”之称，如李益《暮过回乐烽》有“烽火高飞百尺台”句。高适此诗本作“百尺烽”，应该是后代中原人不谙熟“烽燧”的形制，因而不知“烽”指烽火台，所以错误地将其改为形近的“峰”字。既改为“峰”字，则“百尺”高度与山峰不相称，又错误地怀疑其文字有误，进而改为“百丈”，致使一错再错、面目全非，随后又改诗题，将“武威作”妄改为“登百丈峰”。 
　　“烽”讹混为“峰”，在唐诗中经常见到，原因都跟这差不多。如前面提到的李益《暮过回乐烽》，因诗中有“烽火高飞百尺台”句，受其牵制，题中“烽”字没有被妄改；但其《夜上受降城闻笛》首句“回乐峰前沙似雪”，“烽”被妄改为“峰”。幸好《全唐诗》于“峰”字下附注异文：“一作烽”，得以留其真迹。其实，回乐为唐灵州大都护府属县，绝非山名，“回乐烽”指筑于其地的烽燧。又如王维《凉州赛神》诗：“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凉州即武威郡，诗中“百尺峰”明显是“百尺烽”之讹。这是一个校正讹误的例子，涉及古文献学版本、校勘和内容考实(如烽燧考实)等方面。如果不是先去解决此类复杂问题，而是费力详考“百丈峰”在何处，非但徒劳无功，而且会以讹传讹。 
　　例二，通过语文解读与义理辨析了解孔子的仁学思想。 
　　《论语》中的“仁, ”字，不仅出现的次数多，而且孔子对仁的说法以及后人的解释也众说纷纭。究竟怎样把握其实质、了解孔子的本意？只有运用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综考全书、前后互证，语文解读与义理辨析兼而用之，才能比较准确、全面地了解孔子的仁学思想。 
　　孔子讲的仁，基本含义是爱人，如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以下只注篇名)但是爱人又不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地爱，而是有亲疏远近之别。孔子说：“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里清楚地说明了爱的层次。首先，仁以维护“亲亲”“尊尊”的宗法血缘关系的孝悌为根本内容，如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其次，礼是仁的准则。如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礼的中心内容是宗法等级制度，同时也包括维护社会秩序、反映社会公德的礼节和礼俗。再次，仁要求体恤别人，奉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如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是就禁止一面而言的“恕”。至于“忠”，是从积极可为的肯定一面而言的，如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所谓“近”，指自身；所谓“能近取譬”，就是说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忠”和“恕”是仁的同一内涵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又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解释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最后，把推己及人的体恤，再进一步拓展，一直到广济博施、泛爱大众。如孔子认为，如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已不止于“仁”，而是达到最高的层次“圣”，连尧、舜都不易做到(《雍也》)。由此可见，孔子的仁学思想，既以宗法等级的人际关系为基本内容，又包含了人道主义的泛爱成分。 
　　仁除了仁爱的含义，还包括“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就是要求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重在实践。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仁者，其言也讱”“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颜渊》)，“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孔子还说过：“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并对“五者”加以指明和解释：“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其中，“恭、宽、信、惠”均属仁爱的范畴，而“敏”则属身体力行的实践范畴。孔子之所以把力行作为仁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反对言行不一、“色取仁而行违”(《颜渊》)的伪君子和只说不做的空谈家，甚或揭露借仁德之名行凶恶之实的阴谋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倡实践，让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自身负责，为社会尽责。如何凭借古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求真考实，在解读、整理《论语》方面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限于篇幅，不再举示。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