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春秋》是孔子期望实现其理想社会秩序的主要实践活动之一。孔子就曾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也评价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又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晚出的《孝经·钩命诀》载：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也反映出孔子希望通过作《春秋》来实现他的社会理想。
    作为小生产者代言人的墨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初期，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的“大乱之世”。广大民众过的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悲惨生活。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就是人们之间的“别相恶”和“交相贼”。针对这一情况，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希望建立一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秩序。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墨子提出了“天志”的概念。“天志”实际上就是墨子心目中衡量社会行为规范的尺度，其最高要求就是希翼人们“兼相爱，交相利”，最终达到“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的盛世状态。
    二、对周礼态度之比较
    周礼是奴隶社会的一种等级名分制度，它不仅指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而且还包含了此前夏殷时期的一些礼乐制度。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当了周王朝多年史官的老子当然熟悉周礼的内容。但他更深刻地看到周礼的某些虚伪性，认为周礼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服务麻痹广大民众的工具而已。所以老子对周礼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进一步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兹。国家昏乱，有忠臣”。基于此，老子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他看到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给人们带来了自私、欺诈等一系列不道德行为，于是错误地认为文化本身是社会混乱的源头。老子提倡愚朴的原始道德固然有其善良的愿望和合理的成分，但是也有不正确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