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子看来，凡是符合“礼”的，都违反了“天志”，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以“天为法”，对现实的“礼”进行否定和批判。他强调“天志”、否定“礼治”的社会秩序和原则，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等级制度，表现出了强烈的革新倾向。
    老子对小国寡民状态的赞美和对周礼的否定，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是形而上的复古。孔子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和超越，是藉以通过肯定的方式达到真正的复古，墨子以“天志”取代“礼”，希望通过“天志”来主宰社会，开创一个“尚同天下之义”的新境界。
    三、治国方略之比较
    针对当时的情况，老孔墨三圣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方略。
    老子的“道”崇尚自然，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就是“无为而治”。
    老子“无为而治”的哲学基础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少私寡欲”，要求统治者尽可能的少过问政事，以做到“去甚、去奢、去泰”，即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这虽然在客观效果上有解救人民疾苦的一面，但其目的是为了抵制新兴封建政治经济因素的发展，以维护即将崩溃的奴隶制秩序。
    老子认为，正确的治国模式应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即以正道治国，以奇术用兵，以无为治理天下。当然，老子的“无为而治”是手段，无不为是目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境界。 
    孔子的治国方略可以概括为“礼治”、“德治”和“人治”。 
    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治”思想，把恢复和发展“周礼”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对“礼崩乐坏”的局面深感痛心，要求各诸候“以礼让为国”，要求各阶层人士“克已复礼”，同时以仁充实礼的内容，将礼发展为一种完善的伦理原则和美好的政治制度。他认为德礼的教化作用要比政刑的强制作用有用得多。所以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所说的“人治”实质上是“德治”的延伸，他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为政在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这种“人治”论显然是“礼治”和“德治”的结合，并且以“礼治”和“德治”为主要内容。
    孔子继承了西周“明德慎罚”的思想，提倡仁政，反对酷刑滥杀，主张先教而后刑，“不教而杀谓之虐。”，他希望通过“德治”“胜残去杀”以达到无讼的境界。孔子还主张宽猛结合，《左传•昭公二十年》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但他强调以宽为主，“宽则得众”，认为统治者应对劳动人民实行怀柔政策，把刑罚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作为德化失效的最后底线，也即后人所谓的“德主刑辅”思想。
    与“兼相爱”“交相利”理想的社会秩序相适应，墨子在治国方略上提出了“尚同”的主张。
    墨子认为人类历史之初“未有刑政”、“未有政长”，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和是非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并且有强烈的排他性，“各是其义，而非人之义”。

    因此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可能和睦相处，“故交相非也。”为了物质上的利益人们还会相互争斗。“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以至“父子兄弟作怨恶”，“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然禽兽”。 
    为了消除这一混乱局面，墨子主张通过选贤的方式建立一套有效的国家机构以一“天下之义”，“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但是仅仅靠“天子”还是不能“一同天下之义。”于是由天子选择贤能，置三公，建诸候，立大夫，设乡长等各级“政长”，帮助“天子”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