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周礼”则是崇拜得无可复加。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恢复“周礼”。为了恢复“周礼”，他从政事、收门徒，游列国，作《春秋》。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对以“周礼”为核心的周文化是何等的推崇！《论语·述而》载：“子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周代礼乐制度的基础，孔子对他梦寐以思。
    对于“礼”的要求，《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是西周以来的传统思想。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仍坚持“为国以礼”，不过，孔子对周礼的态度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和改造。“国之命在礼”，“为国以礼”集中反映了孔子对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他还强调“齐之以礼” ，把“礼”的范围扩大到民间，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界限。
    孔子认识到“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礼运》载：“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调制度。”《礼记·典礼》也载：“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如果不遵守礼，则会出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的现象。孔子还认为，“礼”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做人的根本。所以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 
    墨子对周礼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墨子的最高信仰是“天志”。他公开宣称：“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仪法。”反复强调“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度量天下。”他进一步说明“我有天志，此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他用“天志”去衡量“天下士君子”和社会行为规范，排除儒家主张的“礼”对社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