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普遍愿望。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庄子也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但是，诸子大多用说教来劝止战争，这在大国争霸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无法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统一问题，因而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齐鲁兵家主张用正义战争来制止不义的战争，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同时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
    其二，人本特征。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呈现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格外强调人的意义。齐鲁兵家从“重人”的角度出发，无不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宣扬人的主体意识。
    姜太公的人本思想，表现在反对卜筮迷信，相信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武王伐纣时，“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见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王充在《论衡》中记述此事说：“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姜太公的这一举动，在天命思想和占卜迷信支配政治、军事生活的商末周初，实在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在姜太公看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事，这充分表现出他对人的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兼并战争的激烈，天命观逐渐没落，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渐提高，民本观念较西周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已被人们广泛认同，这种民本思想对军事思想领域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见《左传·成公十六年》）“师克在和不在众”（见《左传·桓公十一年》），对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很大的重视。《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首先要爱民，《管子·牧民》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顺民心，才能发挥人民的积极性。管仲的人本思想还表现在对人的教化和管理上，《管子·权修》曰：“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因此教化百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在孙子的兵学思想中，对“人”的认识更加深刻。孙武论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必取于人”，“不可取于鬼神”的思想。他在《用间》篇中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谋攻》篇说：“上下同欲者胜。”《行军》篇说：“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都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