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孔子2575周年诞辰。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传统，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家传统具有社会功能、政治功能、教化功能、信仰功能，对于当代中国乃至当今世界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作用。儒家传统如何发生、发展、顿挫与延续？儒家传统包含哪些内容？儒家传统一以贯之且具有普遍价值的真精神是什么？从宏观角度对这些问题加以阐述，有助于把握儒家传统的历史面相、精神实质、现实意义及其未来走向。

儒家传统的源流

儒家传统犹如源远流长的大河，发源于华夏初民基于特定自然环境而逐渐形成的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以及由这种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所塑造的“亲亲仁民爱物”的心理结构，滥觞于传说时代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观象制器、抚养万民的圣王统系，流衍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接续相承的从“克明峻德”到“协和万邦”的修身行仁实践，磅礴于孔子儒家学派的创立。不同于诸子之学，儒家传统是对著录于经典、概括以“先王之道”的华夏初民生活习俗、社会规范和传统观念的全面继承与理论提升，《庄子·天下》所谓“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就是对儒家传统全面继承先王之道的客观陈述。儒家传统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具有深刻的同构性。在春秋战国到西汉前期数百年间诸子争立的格局中，儒家最终定于一尊，就是民族心理的体现。

到了近代，国内西化思潮猛烈冲击儒家传统，儒家传统在变器、变制、变道的步步进逼下日渐萎缩。不过，儒家传统却并没有消亡，这不仅由于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通过会通中西、返本开新、创造转化等方式对儒家传统进行的疏导、护持和弘扬，更因为“实由民族特性之所存”的儒家传统原本就流淌在中华族裔的心灵深处。民族成员对于儒家传统或许处于习以为常的状态，但不同程度受到儒家传统的熏陶，从而或多或少表现出儒家风范，由此成为儒家传统绵延不绝的生命载体，这也正是儒家传统顽强生机的不竭来源。

近年来，随着国力日益增强，民族成员对于本有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不断高扬。面对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安顿国民的身心、如何重振礼义以防止社会的无序化、如何抵制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的危险思想的渗透或扩张、如何加强关乎国家安全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升文化软实力等等问题，愈来愈多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传统，首先就是儒家传统，试图从儒学传统中寻求当今社会问题的化解之道。儒家传统这条古老的文化之河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流入春水荡漾的新天地。

儒家传统的内涵

儒家传统是一个不断衍生、庞大复杂的历史文化系统，特别是从西汉以迄清末的两千余年间，儒家传统更演变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功能性结构。尽管在不同时代这一结构的功能作用或有强弱差异，法、道、玄、佛等思想体系也往往与儒家传统相颉颃，历史上还先后出现过或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但在西汉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段中，儒家传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包容、整合、融汇其他有生命力的传统，成为中华民族至高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其他任何一种曾在中国范围内形成或传播的宗教文明都无法比拟的统合作用。在这种历史定势下，儒家传统也就承担或连带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责任，个人的生老病死、长养教化，社群的收族归宗、择业分途，政治的科层架构、礼制法度，乃至敬天地、礼山川、祀宗庙、祭圣贤等等，几乎无不与儒家传统相关涉。这无疑是儒家传统的巨大成就，但也使之黏附了不少污垢，有必要加以荡涤。但从主流来看，儒家传统的社会功能通过以王道仁政为指向的广义的制度安排，更多时候实现了人伦社会的和谐有序。这种制度安排所蕴含的可大可久的智慧，能够为当今建设和谐社会和友好环境提供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儒家传统曾经长期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从西汉以迄清末，一般情况下，通过察举、征辟、中正或科举等途径，儒生便可解褐入仕，参与中央或地方的政治事务，由此形成儒家政治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儒家的作为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秉持儒家圣王理想和大臣风骨、以辅世长民为旨归、强调上下之间互尽义务，并且特别强调在上者率先示范作用、敢于不计功名利禄或身家性命对当世统治者或权贵势力予以批评和抗议的儒家，即以道德转化政治的儒家，如汉武帝朝以“天人三策”制约君权的董仲舒，唐宪宗朝因谏迎佛骨而被贬的韩愈，明清之际直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高倡“天下为主君为客”的黄宗羲等等。另一类则是为着身家或小集团利益而与专制政体沆瀣一气、剥取儒家资源而阉割其真精神以诠释专制政体合法性的儒家，即“政治化儒家”。这两类儒家往往势若冰炭，历史上那些不乏惨烈性的所谓“忠奸”斗争，有的就发生在这两类儒家之间，故不应笼统看待儒家政治传统。

从大小传统角度来看，儒家传统也呈现出复杂面相。精英层面的儒家大传统，承续着圣王经典和孔子文教，次第形成晚周由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分别发明的原始儒学，汉代的今古文经学、谶纬之学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魏晋的玄言经学，南北朝的南学、北学，隋唐辟佛老而又兼取释道的儒学以及韩愈的道统论，宋明的道学、气学、理学、心学，乃至清代的理学、实学、朴学和今古文经学，此其荦荦大端。而大众层面的儒家小传统，则通过家传的濡染熏陶，塾师的启蒙以及宗族长老、候缺或致仕士大夫的教训和示范，既与儒家大传统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将精英形态的儒学通俗化为儿歌、蒙学、家训、族规、宗法、谱牒、塾诫、乡约乃至大众口耳相传的俚曲韵语、戏文故事、常言俗话，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规范。这两种儒家传统都渊源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社会生活，又对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构成与保持起到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是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最主要的来源。

儒家传统的真精神

在儒家传统这个不断衍生、非常庞大复杂的历史文化系统中，一以贯之且具有普遍价值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儒家传统的真精神，不只是诸如安土重迁、重农抑商、宗亲差等、君国一体之类与农业经济、宗法社会等相适应的特殊观念和具体制度，也不只是精英传统中的训诂、图谶、玄谈、象数、功利、考据等学术，同样不只是作用于大众的教化、以道德转化政治的儒家的行政实践，更不是“政治化儒家”的从政规则。儒家传统的真精神，乃是圣王经典所垂示而由孔子发明并为历代真儒所阐扬的天人之仁。

这种真精神，根源于生生之仁的乾元本体，通过“天命之谓性”的超越而灌注于宇宙万物，特显于作为“天地之心”的人类，成就天人合德的道德主体，复由道德主体通过修齐治平之道和参赞化育之道，将仁德推扩至人伦社会和天地万物，实现仁德浃洽的太平世界和生机蓬勃的和谐宇宙。表达儒家传统真精神的以仁德为核心的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道德社会论和道德宇宙论等，体现了儒家圣哲卓绝的德慧，儒家传统以其对于天道、人生、社会、自然之各方面各层次各阶段的全面关照、综合衡虑与动态调适的包容性人文精神，区别于印度、波斯、两河、希伯来、希腊诸轴心文明以及后起的伊斯兰文明，乃是儒家圣哲对于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儒家传统的真精神并不因时空变迁而失去意义，并不因其产生于农耕时代便不适合现代都市生活，人类始终离不开这种仁爱精神。就当今世界来说，儒家传统的真精神具有巨大而深刻的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