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学共同的学术原则，莫过于实事求是。古典学不是古典时代的学问，而是当历史将古典时代拉开一定距离之后，古今之间有了足够的张力，才成立的学问。并非古代的一切都能成为古典学，必须有“典”，古典学才能成立，“典”便是经籍。古典时代的崇高感，来自厚重文明层累的深邃；古典智慧的神秘感，来自经籍诠释的多重可能性。崇高感与神秘感造成的古今张力，给历代古典学研究带来了一定难度，使得后人要花费很大力气去学习古典语言、整理古典文献、诠释古典思想，且在穷年累月的研究之后，总还会有诸多疑问。由此形成的古典学不是让人膜拜的教条，而是必然会容纳不同派别，产生丰富的张力，张力是文明之博大悠久的重要标志。有些古典学者长期钻研文字、语言、文献，有些更注重从中提炼原创性思想，彼此之间还会相互批评、往复争论，以此构成古典学研究的多元灿烂面貌。能够使古典学研究维持一定学术标准，同时又保持思想创造力的，正是“实事求是”这个极为必要的学术原则。

实事求是的古典意涵

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古典文明的精神记载在各种经籍当中。秦火之后，古典时代愈加神秘。伏生授经，高堂生传礼，孔壁出书，在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中国古典学渐渐展现出其巨大而又难以穷尽的魅力。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两位在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诸侯王。一位是淮南王刘安，网罗众多宾客，纂辑《淮南鸿烈》。另一位是河间献王刘德，重金搜求古书，每得一部，都会精心抄录副本，连同金帛送给原主，自己留下真本。河间国的藏书量不亚于中央朝廷，成为一个学术中心，甚至设立了毛氏《诗》和左氏《春秋》的经学博士，为《毛诗》和《左传》的流传作了学术准备；献王还搜集到一部此前从未见记载的古书《周官》，也为未来的经学革命准备了文献。他收集的130篇论礼文章成为二戴编撰《礼记》的重要来源。于是，班固《汉书》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八个字评价河间献王，并特别指出，这不同于淮南王的浮辩学风。

“修学好古”，是推崇古典的一种学术态度。在《论语》中，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献王搜集、整理大量古文献，特别是《毛诗》《左传》《周礼》《礼记》这几部极为重要的经书，这正是对孔子学风的继承。

而“实事求是”，则是献王修学好古的方式与态度。这四字连用，此前未见先例。稍微类似的说法有《管子·明法解》：“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韩非子·奸劫弑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虽皆就政治经世立说，但将“是非”与“事情”分开来讲，都是一贯的。与此不同，河间献王的“实事求是”无疑是一种学术态度。颜师古注：“务求事实，每得真是也。”班固以其搜求古书之法证成此一学术态度，即：献王不肯满足于二手的钞本、副本，不惜重金，一定要收集尽可能最早的文献，“留其真”，是为了保留文本上的原初信息，就如今天出土文献中的丰富信息类似。这就是“实事”。但述而不作的献王并不满足于文献搜集，他虽未著书立说，但“求是”是一个极为开放的态度，正体现在《毛诗》《左传》和《周礼》《礼记》等经籍所蕴含的巨大思想力量。献王的学术意义，并不限于他本人或河间一国，而将贯穿未来数千年的整个经学史。

班固特意比较了河间献王和淮南王的学风。《汉书·淮南王传》虽大部抄录《史记》，却特别增加了关于其学术的段落，不仅提到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而且详述他的敏捷才思，及汉武帝的欣赏尊敬，“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汉武帝要给淮南王写封信，都要让司马相如这样的才子审定初稿，可见对他的重视程度。但正是极度恩宠滋生了政治野心，终至败亡。而对于河间献王与皇帝的关系，班固仅寥寥数语：“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不同于淮南王这位风流倜傥的才子，河间献王是位本本分分的读书人。直到今天，《淮南鸿烈》仍然是充满了智慧与典故的思想宝库，以“浮辩”二字概括它，不免令人惋惜。然而，对中华文明有更大贡献的，却是没有任何著作传世的河间献王。后人普遍认为，他开启的“实事求是”学风，可以概括汉代经学的风尚，刘向、刘歆的文献整理，许慎的《说文解字》，郑玄的遍注群经，都是“实事求是”之学的伟大成果。

古典学传统的古今演变

但将“实事求是”四个字从《汉书》中唤醒的，却是宋代和清代学者。华夏文明登峰造极的宋代，古典学再次大放异彩。学宗朱子的王应麟将“格物穷理”的精神落实到《玉海》《困学纪闻》等巨著中，又由博返约，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三字经》。他警醒自己和读者：“盖君子耻一物之不知，伦类不通，不足谓善学。”具体来讲：“实事求是，不敢以臆说参焉；疑者阙之，以俟后之君子。”既要不断求知，又清楚自己的局限，为后学者留下空间。“实事求是，多闻阙疑”，从此成为修学好古之学的最重要诠释。

中国古典学在清代达到又一个高峰。“实事求是”之学全面展开，形成多层面、多角度的理解路径。惠栋主“信古”，戴震主“求是”，阮元则以实事求是为通儒之学。由训诂以通义理的学术方法，在“实事”与“是”之间形成明确的辩证关系。方东树认为朱子的“格物穷理”正是“实事求是”之学，物就是“实事”，理就是“是”。曾国藩汉宋兼采，以“多闻阙疑”的精神，将书斋命名为“求阙斋”。清代以“实事求是”命名的书斋数不胜数，而实事求是之学由信古之学推展到经世之学和西洋之学，更成为连接古今思想的津梁。

清学各派普遍推崇的实事求是，并非实证科学的原则，而是古典学的辩证原则。对古代文字、文献、史实、制度的学术研究，是进一步诠释其思想义理的基础；但所有这些朴学工作若不落实到经典义理的诠释，就失去了意义。现代中国对古典文明的重新理解，无不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展开。殷墟的考古与文字研究，可谓现代中国古典学开启的标志；古史辨派的疑古结论无法成立，但都是被更丰富、更有力的文明材料驳倒的，因而其学术精神反而在争论中得到继承；数字卦的发现与论证，既终结了对《周易》起源的各种臆测，也确证了由龟到蓍的易学思想意义，成为现代易学的真正开端。正是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之上，我们才有可能建构现代中国的古典学。汉、宋之学都是现代古典学的先驱而应该得到我们的崇敬，其学说也都成为古典学史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在现代古典学中，我们却不可能像汉人那样，为了照顾学术体系的圆融，而将矛盾之处强解为夏商周不同时代；我们也不能像宋人那样，为了学说的完整而强行解字，更不会自己写一段文字补在古典文献之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仍然是现代古典学的学术起点。只有在这一精神的滋养之下，我们才可能开启思想上的更多创造。

中西互鉴语境下的古典学规范

西方古典学有着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发展历程。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在有的学科中，实事之所是被完美展现出来就够了，这是研究的始点。”早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古典希腊文明已经被视为充满魅力的高贵文明，而得到推崇。无论是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们还是周围的其他民族，都崇尚古典时期的希腊文明，争相学习、模仿与继承伟大先贤的著作与生活方式。千年之后，随着古希腊罗马文献的大量回流，欧洲人重新燃起了对古典文明的巨大兴趣，在学习古典语言，整理、编辑、翻译、诠释古典文献之后，靠着古典思想的伟大力量，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文明世界。对古典语言和文献的重视，以及对文明思想的阐发，非常类似于汉宋学者的实事求是学风。但由于尚缺乏一个基本的学术标准与规范，伟大的思想创造往往伴随着相当随意的诠释。时代错位、张冠李戴、望文生义，是常见现象。

18、19世纪之际出现在德国的现代古典学学科，是此前古典文献诠释与古典文明研究的继续。它伴随着研究性大学的设置与现代学术规范的形成，更出现在德国古典哲学与浪漫主义风起云涌之际，许多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深度参与其中。古典学虽以严格冷峻为其基本面貌，却也是在活泼泼的思想运动的氛围中才能成立。正是由于对古希腊文明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希腊神话与悲剧精神的创造性理解，尼采才会写出《悲剧的诞生》这样的伟大著作；尼采的对头维拉莫维兹对学院派古典学研究的坚持，却使古典学教育能够代代传承。建立在历史研究和严格学术规范基础上的思想探询，才是现代学术的活力所在。

太多先入为主的现代偏见和思维方式，使我们不容易理解崇高而神秘的古典世界，却更需要以古典文明来平衡现代精神，既要深切理解自己的现代处境，又要在古今张力之间体会古人的生活。思想的追求，是古典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学术的规范，是古典学得以发展的保障。二者的对立统一，乃是古今中西任何时代古典学得以繁荣的辩证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它使古典学成为活泼而非教条、创新而非陈腐、高贵而非狭隘的现代学问。古典学不是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其实事求是的精神培养了学者对古典文明的敬畏感，但不应将古典文明的崇高感与神秘感固化为任何僵死的信条；古典学也不是实证科学，对古文字与古文献看似繁琐的研究，不应该满足于枯燥乏味的饾饤之学，而始终是人类文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古典学更不是故作高深、随意诠释的玄想与空谈，而是始终在古今张力之间、朴学基础上的思想创造。德国古典学家以“北方的希腊人”自居，除了学习用希腊人的语言读书、写作之外，更要学习希腊人的思考方式；中国历代经学家，心目中往往有回望三代的理想，也不仅是因为读三代之书、习三代之礼，更要体会三代文明之所以繁荣活泼的原因，内化三代文明的精神，才能做到回向三代。古典学研究的基础，是学习古典语言、研读古典经籍、追想古典制度。现代学术的规范与方法，使我们见到了许多赵明诚无法见到的古代文物，获得了河间献王未曾读到的古典书籍，而且还能够跨越大洋，看到张骞和马可·波罗都不曾想象的古典文明形态。虽然去古已远，却比汉唐宋清的古典学家，更有条件全面理解古典时代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文明定位。面对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拂去尘封千年的时光，剥开五彩缤纷的成见，实事求是，将成为激活古典文明、返本开新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