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回答世界之问，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明交流互鉴观，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阐述文化是生命的有机体的重要论断，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以致用，就是要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深化彼此理解，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这是我们从中拉文明交流互鉴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文明是思考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人类历史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

多元文明构成了当今世界秩序的基础。文化认同、文化与文明的问题，是当今世界和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直面并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是引领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旗帜，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在《政治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人类的所有制形式和历史生活“要以共同体作为第一前提”，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文化是有机的生命体，为思考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文明向何处去，提供了中国答案，为思考人类文明发展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文化”何为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文明是共同体的产物。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掌握文化主动权，会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文明交流互鉴，是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设和谐、和平、和睦的世界秩序的根本途径。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有机统一的生命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文化的结合，造就的便是“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文明交流互鉴，创造的是有强大生命力和包容性的文化生命体。“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格，有精神。无肌肤则不全，无血脉则不通，无骨格则不健，无精神则不美，四者备然后成诗。”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文化文化就是“精气神”，作为人、气、神的文化，凝聚着文明发展的成就。

2019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深刻阐释了文明是“生命有机体”的论断。他指出：“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2014年3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必须秉持的正确态度和原则，阐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前提与动力，明确指出了文化作为生命有机体所具有的多元、平等、包容的三大基本原则：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习近平对文明、文化的深邃论断，他所概括的文明交流互鉴的“三大基本原则”，已经成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指导与遵循。只有具备天下胸怀，才能放眼人类文明发展史，才能理解什么是文明。习近平就此指出：“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全部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有秉持包容精神，才能克服和超越“文明冲突”；只有批判一元论、一神论的唯心主义文化观，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真正实现文明和谐、世界和平。

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和，是在交流互鉴中形成的总和，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成就，都体现为文化的成就。文明没有高低之分，文化没有优劣之别。不同文明的发展与交流，不同文化的取长补短，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主题。“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构成了共同体的基础、发展的活力，而僵化与封闭，只能导致文明的冲突，进而导致文明的衰落。

文化是生命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指向多元、平等、包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与升华。习近平深刻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他反复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为解决人类文明的困境提供了全新方案。2014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从唐代法门寺出土的琉璃器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讲起，广泛地涉及地中海文明的皮亚琴查、中亚伊斯兰文明城市撒马尔罕等文明交流的枢纽，特别是，站在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发展史上，深刻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动力，这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涵。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的文明观主导着世界。这种文明观念既标志着西方文化的特点与历史成就，同时，也把文明理解为固化的实体。一方面，这一固化的实体包括技巧、技术等物质性成就；另一方面，则指西方社会代表的是一种“更高级的价值观”，体现为西方文明优越的思想艺术性和道德性。特别是自19世纪以来，德国思想所引领的文化思潮，通过不断的努力，日益把西方文明抽象为一个固化的实体，并通过对这一实体与整体的不断抽象，形成“我们与他们”、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文明对立。而历史的发展证明，西方文明的发展固然有其文化特点与成就，但这种把文明理解为固化的实体，与其他文明相对立，并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乃至作为人类文化发展唯一尺度的设想，是十分狭隘僵化的，它不但遮蔽了人类文明的实际，也完全不适应、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意孤行地坚持僵化狭隘的文明观，并以霸权的姿态强加于人，这是自我封闭，也是堵别人的门，断自己的路，其结果正如习近平所引用过的一句哈萨克斯坦谚语所说的那样——“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面对全人类面临的根本困境提出的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说。它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和文明是生命有机体的划时代论断，不但标志着中华文明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也是人类思想的一次伟大解放。

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植根中国大地，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宽阔的世界眼光，揭示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必须秉承文明是多元的、平等的、包容的三大基本理念，只有如此，才会有对多元文明的承认与尊重，在此基础上，世界才会有和平与安全。

卢梭和尼采等西方哲人都曾经认为，真正的启蒙，就是让阳光与火炬，照亮形而上学的黑暗。他们也都曾经形象地说过，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叶子，但“树叶”只是思维抽象的产物，作为一个概念，是现实里所不存在的东西。而西方形而上学认为，思维的产物是真实的，现实是虚幻的，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传统，使西方文明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

当今世界存在多元文明，这构成了世界秩序的基础。有些人固然承认这一点，但是，却认为文明是有等级的，多元的文明构成的是一个垂直的等级秩序，这是对平等的排斥。一旦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所带来的也只能是歧视、傲慢、偏见乃至仇视。

我们所说的平等，是差异的平等。这个世界上没有以文明之名，把人民置于战火之中的任何理由，没有以文明的名义，进行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任何理由。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

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波澜壮阔，但并不平坦。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随着1500年葡萄牙殖民者登陆巴西，“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自16世纪以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扩张，以强势的力量重构世界，力图摧毁人类多元文明发展的有机结构。

沃勒斯坦以其四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一个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进而扩张到全球的“现代世界体系”，指出这个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其扩张方式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暴力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质是建立西方文明和种族优越论基础上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为一个世界体系，则是基于这一历史进程的三个主要特征：其一，中心与外围结构；其二，经济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其三，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霸权—竞争“现实主义”政治。而在16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崛起之前，人类存在着多元、多样发展着的不同文明体系。当时，除了美洲之外，人类的各个主要文明之间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交往、交流、互鉴，并在彼此互动和交互影响中发展。人类就是依靠这种多元文明及其交流和交往生存的。但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扩展，从根本上瓦解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多元的人类文明的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他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强调，政治、经济、科技都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而不应也不能成为破坏和摧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任何国家，都不应也不能以政治、经济和科技为手段，达到以一种制度代替另外一种制度、以一种文明摧毁另一种文明的目的。

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其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说，我们需要回顾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在写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写了三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基本思路，乃是考察人类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发展与演变，而后者的主题则是“资本”。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这个手稿论述最为集中，《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开篇即指出，人类是劳动的共同体成员，“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属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所有制的形式和人类的历史生活，“要以共同体作为第一个前提”。也就是说，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看去，人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人类历史，就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相对于共同体而言，自然、劳动、财产，虽然必不可少，但却都是“外在之物”，即都是第二位的，是构建共同体的手段。只有共同体本身，既是人生存发展的目的，也是手段。

人类共同体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呈现为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游牧、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古代所有制形式、日耳曼所有制形式以及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所说的人类“最后的理想社会”，即人们通过劳动交换而获得“互相承认”的市民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但这个社会的支配力量是资本，而不是劳动。马克思认为，此前的一切人类社会，都是靠共同体而生存、发展，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是特殊的，它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从根本上排斥人类的联合、排斥人类共同体，因为它排斥人类劳动，甚至根本排斥人本身。只要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劳动，人类的合作与劳动在资本家看来就是一个“不必要的手段”，于是，这个社会意味着共同体的瓦解，这个社会绝不是人类的理想，而是人类的灾难。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资本，不需要工人，不需要劳动者，因为这个社会的实质是“资本”，而不是黑格尔所谓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

手稿里最深刻、最具当代意义的一节，就是《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的驱动决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而资本主义劳动的最终理想，是以机器代替人，是以固化的机器人体系，代替人类社会有机体，最终，就是以一个机器的体系，代替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在这个手稿的最后一部分《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去掌握机器体系，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共同体支配机器，而不是机器支配人类社会。马克思最后以预言的口气说，这里的第一步是机器“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

今天，我们重温马克思的预言，将认识到：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虽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机器体系掌握在谁的手里，资本掌握在谁手里，于是，关键在于马克思手稿中的最后一句话，即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怎样“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的联合，这个自由的联合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形式。他深刻地提出的问题是：在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人类如何通过新的劳动方式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并通过新的劳动和斗争的形式，建立劳动者的联合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指出，需要警惕的是——资本主义把科学技术和经济武器化，作为毁灭人类共同体的工具。

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歪曲，以至于被歪曲为——西方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垄断新技术支配乃至排斥人类劳动和劳动者的联合，进一步以资本与强权迫使全人类承认其霸权地位。

回答世界之问

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创新发展思路，也要创新发展手段。”[19]创新，首先要打破旧的思维定势，没有思想和文化创新，就没有真正的创新。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极为曲折。20世纪后期，则是人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

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西方的一些政治学者将这一变局理解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宣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其背后则是西方的现代价值观成为全人类普世价值。他们以“胜利者”姿态，迫使全人类承认其唯一合法性与正当性，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重谈黑格尔的老调，宣称人类争取“互相承认的斗争”已经完成，历史已经终结。这就是所谓“去政治化”“去历史化”。其在学术上的主要代表，就是福山名噪一时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但是，另一方面，则是“再政治化”“再历史化”。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更为深谋远虑的学者则指出：在冷战结束之后，取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乃是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人类将根据文化之别来区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资本主义所呈现出的“欢欣与和谐”的景象，只不过是暂时的假象，“两个世界”并没有变成“一个世界”，当今西方所面对的依然是“两个世界”，而且只有“两个世界”，即“我们与他们”“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将深化转变为“我们与他们”、“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在他们看来，这种敌对关系的重要表现就是：在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后，俄罗斯虽然经历了对西方的短暂追随，但随即就迅速地高扬起东正教的传统，今天的西方和俄罗斯，都倾向于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表述、理解为历史上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长期斗争的继续。放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看，这种斗争暴露出的是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其斗争的长期性与不可调和性也更为深远。而与之类似的则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长达千年的斗争，这种冲突与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剧了。

在此基础上，他们指出，文明和文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文明冲突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不可调和的斗争与冲突正在日益白热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就是因为其为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西方答案”。亨廷顿揭示了西方在历史大变局之中的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全球政治第一次或者“再次”成为多极或者多文明的，一个以多元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但其实质，无非是文明分裂为两个：西方的与非西方的。第二，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西方与非西方的实力对比正在发展逆转。现代化加强了非西方世界的实力，但500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已经说明，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人类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导致“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没有导致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恰恰相反，从一个文明转变到另外一个文明的努力，即西方文明改变其他文明的努力，至今都没有成功。今天，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自己文明的价值，都在根据自己的文明来选择发展道路。第三，西方文明前所未有的把自己视为“普世的”，但西方文明是一个固化的实体，这个实体是无法复制和效仿的。正如文明作为基因是无法改变的一样，正因为西方认为自己的文明是一个永恒固化的实体，并日益用这种文明观来定义自己，同时区分自己与他者，于是，在西方世界，“我们是谁”的理解，总是与“我们反对谁”联系在一起。从文明论的立场上看，结论只能是——不是西方的朋友，就是西方的敌人。这就使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文明的差别，变成了“敌我”的对立，从而导致了所谓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法则。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优胜劣败的丛林法则，而这个法则的基础就是文明优劣的划分。

亨廷顿以冷静而残酷地预示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立场，正日益把这种立场引向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冲突将进一步加剧，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将日益深化，世界的竞争与冲突会空前白热化，特别是——经济周期性下行的压力只会加剧冲突，而当竞争上升为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就成为不可解的或者不可避免的。

于是，西方的选择就是“别无选择”——亨廷顿呼吁美国和西方世界必须从肤浅的和谐梦想中觉醒，当务之急，是在这个急剧瓦解的世界上，应不惜一切地动用强力去维护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否则，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下，世界只会日益陷入全面分裂。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明与文化成为最生死攸关的核心议题，不但对西方如此，对世界更是如此。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今天，世界需要安全，全球需要和平，经济需要发展，人类需要平等，文明呼唤交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文明向何处去？西方的答案不是出路，更不是唯一的答案。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既不是以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代替一切人类制度，也不是西方世界通过“文明冲突”战胜非西方文明。人类唯一的正确选择是：在不同制度、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文明比较中，寻求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放在前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经历了战争、疫情、经济衰退与自然灾害等各种各样的危机与挑战。在危机和挑战面前，人类的普遍觉醒产生了——人类不能走向分裂。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论断——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纽带与桥梁。

早在汉代初期，中国经今天的中亚地区开拓了丝绸之路，这可以看作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第一次高峰期，从而在中国乃至西方语言中，同时产生了包含着“天下”意味的概念和视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第一次高峰期，出现在公元7世纪，隋唐气势恢宏，影响着周边广大地区，此时正逢阿拉伯世界的发展走向高峰，在与阿拉伯世界的交流中，造纸术、蚕丝术等文明的伟大成就，经阿拉伯地区传入地中海世界，对这一时期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3世纪，随着蒙元帝国的崛起，欧亚大陆成为一个整体，影响着整个地中海文明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态，对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便利条件，产生了深远的作用。16世纪以来，西方通过“发现”美洲，开辟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不是建立在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其目标是以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掠夺，完成资本的积累。

今天，我们继往开来，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十年来，“一带一路”的建设，已经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类合作发展模式。为什么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就在于文明交流互鉴？“一带一路”建设所强调的“五通”里——政策的沟通、设施的联通、贸易的畅通、资金的融通，最关键、最基础的在于民心的相通，而民心相通的深厚基础，就在于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维护文化生命有机体，必须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