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老鹳庙是个穷地方：2400多村民只有600亩菜地，人均耕地也不过三分；乡亲们日子过得紧巴巴，村里也欠了一大笔债。在刘伦堂的带领下，而今，老鹳庙成为生产总值过亿社区。

　　担任村支书25年来，刘伦堂始终心系百姓、忠于职守，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

　　“只要乡亲们富起来，我就赚了”

　　1985年冬，担任老鹳庙村村委会副主任的刘伦堂创办水泥厂，每年为村里带来10多万元收入。因为工作能力出色，他被选调到乡企业公司任经理。

　　到了1989年夏天，老鹳庙发展遇到瓶颈：前些年红红火火的水泥厂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而停产；投资300多万元的彩色水泥厂，因产品褪色用户纷纷退货而倒闭。村里人均负债达1500多元。

　　当时，村里党组织软弱涣散，群众想到了刘伦堂。他们联名给肖铺乡党委写信，要求派刘伦堂回到村里当支书。他二话不说就回来了。

　　刚回到村里，刘伦堂就拿出省吃俭用的800元积蓄和找亲友借来的500多元，并发动乡亲集资。

　　在回村工作的第十三天，他筹集到了3.5万元救急款，让停产半年的水泥厂重新点火开了工。“那年冬天下了大雪，刘书记仍然带着我们一起上山用板车拖石头；到了夏天，他自带馒头和水跟着货车到武汉去跑销路。”村民张友说。

　　凭着一股子拼劲、闯劲和韧劲，刘伦堂使水泥厂起死回生。1990年，水泥厂产值达到128.8万元。趁热打铁，他利用村里丰富的石材办起了建材厂、碎石厂、三磷灰厂和建筑队等企业。

　　1991年底，老鹳庙村还清了所有债务并有大量结余，村里五保户和困难户都有救济金发，村小学也改造了。

　　“群众的需求，就是对干部的要求”

　　在老鹳庙社区党员服务中心，书柜旁挂着刘伦堂走村串户时戴的两顶旧草帽，地上是他下乡穿的一双胶鞋，办公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笔记本。

　　社区主任程冬生介绍，刘伦堂有5种笔记本：日常工作、群众反映问题、群众纠纷、上级领导讲话和学习笔记，“这些年下来，他记了20多本笔记”，其中有一半多都是群众反映的民生问题。

　　“村里电压太低，150瓦的灯泡跟15瓦的没啥区别，安了稳（电）压器也没什么用，还要靠自家做的煤油灯照明。”刘伦堂的笔记本上写道。后来，刘伦堂四处打听供电局领导的日程安排，跑去“反映情况”。最终，老鹳庙村实施了电改，居民用上了放心电。

　　一次暴雨过后，附近钢厂的炼钢焦油漂进了群众的饮用水井，一些群众喝不上干净水。

　　“社区可不可以勒紧裤带过紧日子，拿出钱来引自来水？”刘伦堂征求两委干部意见。但算来算去，还有一二十万资金缺口，于是刘伦堂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请大家出主意。“我们自己的事，自己也应该挑担子。”很快，各项费用就逐一落实下来。当年10月份，老鹳庙自来水管网通达各个居民小组。

　　同事回忆，刘伦堂经常说，“群众有事不找我们找谁？只要群众找上门，我们党员干部就要帮到家，群众的需求就是对我们的要求。”

　　“做人一定要清清白白，决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当“一把手”25年来，刘伦堂经手的社区建设项目上千个，此外还有很多市级、区级的工程，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和家人“捞油水”。刘伦堂曾定下“家规”：凡是社区的事，尤其是建设项目，家人一律不得插手。

　　今年大年三十，刘伦堂开了一个家庭会，“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担任村支书25年，最看重的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要做到这样，就要清白做人、端正做事，决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弥留之际，刘伦堂从枕头下摸出两张银行卡递到儿子手上：“我的手是清白的，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钱。”他断断续续地告诉儿子儿媳，平时他资助过社区交不起学费的孩子，捐助过生重病的乡亲，还替贫困家庭交水电费。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大的一笔钱。”儿媳江四兰说，两张银行卡总共才有3600多元钱。2003年，江四兰想买商品房，去找刘伦堂借钱，可他最终只拿出了几千元。一直认为公公“抠门”的江四兰在看到刘伦堂的银行卡时，才明白公公真没多拿村集体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