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中的“道经”一上来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听起来颇为玄妙的话，意思是：能够说得出的那个道，就不再是我所追求的恒定不变的道了；能够叫得出的那个名，也不再是我所探究的恒定不变的名了。“道”的本来的意思就是道路。这一义最朴素，其意蕴亦最丰富最深刻。入道需要参与其中，不可离“道”而旁观。古人云：“鸭子饮水，冷暖自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这些说法，都是旨在强调“亲在”状态。什么叫做“亲在”？比如父母无论怎样疼爱自己的孩子，当孩子生病时也无法代他去承受病痛，在孩子学习不理想时也不能替他去学习。这种他人不可替代，只能自己亲身感受、亲自体验的状态，就是所谓的亲在。一个人的这种体认性的存在，是难为外人道的。

   　老子所暗示的这个道理，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和发挥，但无疑凸显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体认方式，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诠释向度。在这里，我更愿意把这个含义拿来作为领会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文化传统的启示。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受挫，使我们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态度有所偏失，不能不说是缺乏自信的一个内在原因。在不少人的印象里，中国文化传统不过是供我们拿来解剖、切割、组合和搭配的外在对象，是我们的身外之物，而不是渗透在我们骨子和血液里的活的命脉。如此一来，我们要想重新亲近自己的传统，就只好从外部去着手。这种态度是很不恰当的。

    梁漱溟先生早就说过：“一家民族的文化原是有趋往的活东西，不是摆在那里的死东西。”钱穆先生同样强调：“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有了这种态度，“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其核心精神，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整个文化传统，要有一个宽大的胸襟，要有一番恳挚的感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对于本土文化传统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了解”呢？只有达到“亲在”状态，这才是可能的。文化传统是有生命的，是“活”的，不是“死”的，决不是老古董。使文化传统的这种生命活性彰显出来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它采取的态度是否恰当。1958年，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合发布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最为要紧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对文化作生命观的恰当态度。它指出：“我们首先要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有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坚决反对那种“凭吊古迹”的态度。否则，“中国之历史文化，在他们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

　　牟宗三先生认为区分了对待历史和文化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把文化推出生命以外视为外在的材料，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讲孔子耶稣，亦视为外在的东西。视为外在的东西，完全与人不相干，与生命不相干，与人格不相干，他们才好从事排比爬梳，作历史的考据，美其名曰科学方法……但是这样一来，则历史文化毁矣，孔子耶稣死矣”。这显然是旁观者的立场和视野。

　　另一种是“把文化收进来，落于生命上，落于生活上。看历史文化是圣贤豪杰精神之表现，是他们的精神之所贯注；看圣贤豪杰是当作一个道德智慧的精神人格来看。在这种态度下，历史文化可以保住而复其真实性，孔子耶稣可以不死而在我们当下生命中起作用，因此，文化意识自然油然而生，沛然莫之能御”。可以说，前一种是对象性的、旁观式的认知态度，它所捕捉到的只能是“死”的“物”，而非活生生的人及其文化和历史。后一种态度才是体认式的、亲在的，亦即从内在的方面，采取非对象性的角度，对于人及其文化生命的彰显。

　　文化只有在我们的这种“亲在”中才能“活”起来，变成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就像黄河在历史上虽几经改道，却依然不失为“黄河”一样，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迎接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损益的嬗变过程中，始终不变的依然是它的命脉和品性。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受挫，使我们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但对自己文化传统 

的态度有所偏失，不能不说是缺乏自信的一个内在原因。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