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为儒门称道的至德，《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中，明言“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述。后儒就此多所发挥；近现代学者对此亦很重视，然论述不一，或以为符合辩证法，或以为是形而上学。近年胡念耕先生有《孔子“中庸”新解》一文，综诸说，考字义，有新解，认为孔子推崇的“中庸”，其真实含义为“遵循周礼准则奉劳不已。”从孔子的道德理论学说意义上看，此说颇为合理。然就哲学意义上，特别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孔子讲“中庸”似有更深的内涵。兹试论之。

      “中庸”之“中”，在金文中的意义，郭沫若说有“中心”、“圆心”之意，作为动词有“命中”之意。朱熹言“中只是个恰好道理”，尤其有理。至今河南方言称对、称好、表赞同，亦说“中！”正是此意。

     “中庸”之“庸”，《说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庚为更事，即改事。庚又有续义，孔子尊周礼，以周礼为标准、为中，故中庸即“遵循周礼准则奉劳不已。”

      对“中庸”更进一步的解释，要注意“庸”即用的连续性：用之不已。不已即不断，是不断地、经常地、持久地运动。朱熹所言“中只是个恰好道理”，即今百姓所言“正好”是也。这个“正好”是什么意思呢？即既不走极端，又不搞折中主义，不取“中间路线”，而是以原则为主导兼顾对立面的意思。

      为什么又是不搞折中主义，不取中间路线呢？因为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取中间，即把事物平分为二，彼此等同，也是一种极端。正如孟子所言“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而孔子所取的是“和”：“和为贵”，不是“同”。如果搞折中主义，对立的双方等同了，就是无差别境界，是静止的，事物就不能发展了，那就意味着毁灭。所以，“中庸”之中，不是“折中主义”之中(即同)，而是和，这才是“正好”、“恰到好处”，说穿了，是说在运动中把握平衡，是不平衡的平衡，即坚持原则，但不死守原则，要兼顾对立面。

      我们知道，孔子尊崇周礼，讲仁政礼治，“克己复礼为仁”，以周礼为基本原则，这是不能随意动摇的。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根据现实情况有若干变通，通过适当的变通实行周礼的大原则。这在方法论上有积极辩证法的合理成分。

      以今观古，孔子的失误主要不在方法论上，而在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即周礼上。周礼的本质是等级制社会关系，与今天的民主制不相容。这是孔子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