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传统中，“文明”“交流”“互鉴”各自有着丰富含义。这三个词汇各自承载着丰富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意蕴，只有在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我们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概念的全貌。

　　中国古典传统中的“文明”。在中国古典传统中，“文明”与“文化”两个词汇均源自古代经典《周易》，且二者在概念内涵上存在着一定的相近之处。《周易》有云：“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天文可了解时节变化，这是自然规律；观察人文可教化世人，这是社会文明，人文与天文共同作用于天下。可见，“文明”的概念在最初时蕴含着强烈的精神教化内涵，指自然界的天文现象和人类社会中所形成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具有化育天下的功能。此后，“文明”一词的使用也多侧重于其教化功能与人文意涵，如“浚哲文明”“圣人内外文明”等表述，都体现了古人对于“文明”作为精神文化现象的重视与推崇。“浚哲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原文为“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这里用来形容舜帝的智慧深邃、文明光辉。在现代社会，“浚哲文明”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强调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尊重不同文化、学习不同文化，共同推动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在中国古典传统中，“圣人内外文明”蕴含三层意义。首先，内心修养深厚，圣人具备高尚品德与坚定信念，追求真理，注重道德，关爱他人，树立道德典范。其次，外在行为高尚，圣人以身作则，言行一致，感召他人，推动社会进步。最后，作为文明体现，圣人内外兼修，不仅展现个人品德与智慧的高度，更代表人类文明的进步，其思想行为成为后世楷模。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一词逐渐传播开来，先传入日本，而后在19世纪末又从日本回流，形成了现代汉语中“文明”的概念含义。20世纪初，经由维新人士的引介与使用，“文明”的概念迅速流行开来，并兼具了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的物质含义。如，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提到“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这句话明确表达了他对“文明”的推崇，认为文明的发展是去除野蛮陋习、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这使得“文明”的意涵在现代汉语中变得更加丰富与多元。

　　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交流”。在中国古典传统中，“交流”一词，其原始意象往往与自然界中的河水汇聚紧密相连，它侧重于实物在物理空间中的直接接触与深度融合。这种意象不仅富含了自然界的壮丽景观，也体现了事物间和谐共生的哲理。例如，在汉代女文学家班昭的《东征赋》中，那句“望河洛之交流兮”，便是对黄河与洛河这两条大河在中原腹地交汇，形成壮阔景象的生动描绘。这里的“交流”，如同大自然中的水流，自然而然地汇聚在一起，既展现了自然之美，也隐含了事物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深层含义。然而，中国传统经典中的“交流”也有“交通”的含义，例如，东汉经学家郑玄在注解中国传统经典《周礼》时，提到“杜塞使不得与邻国交通”。这里的“交通”用来描述国家之间的往来，既包括国家之间的物质交换和贸易往来，又包括国家之间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动，揭示了不同文明交往的深远意义。宋元时期，“交通”指的是实际的道路、水路等交通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设施和维护。元李好文绘制的《长安志图》记载“宜大疏淤塞，以利交通”。明清时期，通过海洋而来的天文学、数学、医学、宗教等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冲击与变革。这一时期，“交通”一词在人们论及西方文明时频频出现。民国时期，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史学家开始讲授“中西交通史”，他们致力于挖掘和整理中外文明交往的历史脉络与文化遗产。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学者逐渐发现“交通”一词更多地侧重于物理空间的联系与往来，而缺乏对精神文化交流的呈现。为了更准确地描述不同文明之间的精神文化交流与互动，避免表述上的歧义与局限，20世纪80年代的相关学者开始用“交流”一词来取代“交通”。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与准确性，也反映了人们对于文明交往内涵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如今，“交流”一词已成为描述不同文明之间精神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常用词汇，承载着人类对于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

　　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互鉴”。在“互鉴”中，“鉴”字是其核心意涵所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鉴，大盆也，一曰鉴诸，可以取明水于月。”然而，在中国古典情境中，“鉴”逐渐超出了其原始含义，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词汇。如《诗经·大雅·荡》中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的“鉴”便是指经验教训。唐代吴兢在《贞观政要》中说：“以古作鉴，施于己者也。鉴貌在乎止水，鉴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鉴于己之行事，则貌之妍丑宛然在目，事之善恶自得于心。”这里的“鉴”同样是指从他人或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保持清醒、规避错误。明朝祝允明在使用“互鉴”一词时，取其“互相印证”之义。如他在《蜀前将军关公庙碑》中所说：“二者互鉴，足可相明其与诸葛公不容汉贼两立之志。”这里的“互鉴”便是指双方通过互相印证来明确彼此的观点与立场。然而，此时的“互鉴”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广泛含义。到20世纪初，“互鉴”一词逐渐接近现代含义。如1916年康有为针对“共和政体”在《中国善后议》中指出：“其立法之本末，成效之得失，相师互鉴。”这里的“互鉴”便是指各国在政治制度领域相互借鉴与学习。然而，此时的“互鉴”仍然主要局限于政治制度领域，内涵相对狭隘。

　　综上所述，传统中国并未诞生“文明交流互鉴”的整体概念，但是“文明”“交流”“互鉴”等单个概念的内涵却逐渐接近现代用法。这些概念和词汇的演变与发展，为“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整合奠定了认知基础。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文明交流互鉴”，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相互尊重，倡导通过交流与互鉴促进文明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是对传统中国文明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和对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互动规律的深刻洞察，有助于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

（作者：程雄飞、肖良平，分别系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兼职特约研究员；南昌师范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