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所指为古希腊罗马经典文献之研究。不仅在西方学界，“古典学”一直是一门显学，而且从本世纪初以来，国内也成立了不少“古典学”研究机构，相关研究成果和期刊相继涌现。但是，“中国古典学”则是一门刚刚兴起的学科，关于其学科特点、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与西方“古典学”之关系，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2024年11月上旬“世界古典学”大会的成功召开，又催促我们在“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同时，亟须尽快建立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认为，具有民族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古典学，应立足于研究中国古代人文经典作品，由古典语文切入，以文本考察为核心，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中国古典语文学，对中国古代人文经典著作中的文字、音韵、训诂、语法、格律等各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研究；二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对中国古代人文经典著作进行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研究；三是中国古典文学，主要是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进行艺术分析与思想阐释。本期讨论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属性、研究范围与治学路径，以期抛砖引玉，推动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

西方古典学“通常指西方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阅读和研究”（王焕生《〈西方古典学术史〉译本引言》），在中国大学中并没有完全对应的学科设置，它的研究范围涵盖古希腊、罗马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考古等众多领域，但以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为基础。西方主要大学的古典学系，本科阶段的培养围绕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学习来设置课程。大多数学生到了研究生阶段，才会逐渐选择相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如文学、历史、艺术、考古或相对综合的古代文明研究等（张巍《西方古典学研究入门》）。西方古典学的原典基本是希腊化时代（前330—前30）之前的典籍。与之相似，中国传统中最核心的典籍也多形成于公元前，如十三经、战国诸子、屈原赋、《史记》等。格兰·莫斯特（Glenn Most）对这两个传统有过比较，他发现二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相似性：其一，这两个传统都以少数经典为基础；其二，它们都有历史悠久的书写文化，并赋予书写以高度的特权；其三，二者均建制了专门的教育系统来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其四，两个传统都有以收集、整理、校勘为目的的图书收藏机构，并都有专门的文献学家；其五，它们各系的文化历史中都形成了注释传统，且长期存在经典训释的不同流派；其六，两个传统都形成了经典引用文化。如果我们再看看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Philology：现代人文学科被遗忘的起源》一书，就会发现两个传统的相似性甚至还有更多。

当然二者也有很多差异。希腊和罗马的“古代”（Antiquity），与中文语境中的“古代”有所不同，希腊、罗马的“古代”下限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现代中文语境中的“古代”大多指的是1840年以前。二者并不能完全对应。西方历史中还有一个“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1971年由彼得·布朗（Peter Brown）提出，用来指公元200年至700年这一时段。这一时期不仅是古典世界的终结，也是一个“惊人的新开端”，奠定了现代欧洲的文化版图。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里很难找到可以与之类比的历史时期。此外，中国经典是一个相对小的范围，如五经、九经三传等，而希腊罗马经典范围则相对更大。古希腊、罗马有相对明确的个体作者的权属意识，而中国经典则更偏重公共性，作者权属意识并不明显。

在西欧，古典传统也有所中断。罗马帝国晚期，罗马等地只有少数学者能够阅读希腊文献，但以拜占庭为中心的地区则依然在使用希腊语。当时大量的希腊文献被译为阿拉伯文而保存于阿拉伯世界。随后，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生了“12世纪文艺复兴”，西班牙图书馆里保存的阿语版的古希腊典籍被注意到，数十位翻译家奔赴那里，将几百部著作译成了拉丁文。其中就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几乎全部著作。15世纪的文艺复兴不仅是对罗马文化的重新恢复，其中也伴随着希腊语研究的复兴。大批的学者赴君士坦丁堡搜寻希腊文献手稿，柏拉图的著作开始重新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文艺复兴时期对希腊文献的研究，无疑为现代古典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古典传统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延续性。孔子开创的经学传统在战国时代是精英教育的基石，汉代以后则是官方学术的主流。即便是到了20世纪，经学教育被废止，那些最重要的经典，如《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左传》的阅读、教学和研究，依然是现代教育和学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中国的古典研究传统自孔子开始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四库提要》以汉学和宋学作为两种研究范式概括中国古典传统，但不论是什么范式，经典的范围却是固定的，从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到义理和辞章，不论是哪种层面的学术文化，以十三经、前三史和周秦诸子为元典的传统是非常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可以将中国的古典研究称之为中国古典学。

中国和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相似与差异，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希腊、罗马古典研究中的很多问题，中国古典研究或许并未意识到，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将希腊、罗马的古典研究作为参照系，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古典研究“陌生化”，新的问题和视野也就会相应地涌现。比如中国和希腊的经典著作都曾存在经典原文和注释分开书写的现象，中国学者只是将这一现象视作知识，几乎没有问什么。莫斯特却敏锐地注意到希腊经注分离与经典阅读行为相关。古希腊时代的经典阅读往往是群体性的，即有人朗诵经典原文，与此同时，有人在需要时诵读注释。群体性的阅读行为才能解释为什么希腊人会分开书写经典和注释。如果是独立阅读，经典和注释写在一起才是最为便捷的方式。那么中国古代的经传分离，是否也是因为类似的阅读传统？经注的合写是否意味着阅读习惯的变化？类似的镜鉴会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的比较是有意义的。

然而由于译名选择所导致的误读，让本来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都非常相近的中西古典学，尚未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前文已经提及西方古典学的核心是希腊、罗马文学研究，而希腊、罗马文学研究的基础是Philology，这个词现在广为接受的翻译是语文学。学者们接受语文学这一译名，很可能是将文献学理解为了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中国传统文献学成熟于18世纪，其目的是还原文本的真实意义，核心方法是音韵、文字和训诂，目录、版本、校勘则是作为辅助手段或研究手段而存在的。这与Philology是非常接近的。Philology也是解读与还原文本之术，“classical scholarship”或“klassische Philologie”的所指“与中文语境中的‘古典文献学’相比对，或可译作‘西方古典文献学’以强调‘希腊、罗马的’这一属性”（张强《“classical scholarship”“klassische Philologie”与“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之学在1904年张之洞编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里，主要存在于“中国文学门”的主课“中国文学史”中，这门课以秦汉以前的文字、音韵和文献典籍为主，也是今天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之源。但它在文学、历史、哲学这样的分科模式确立之后，很快就被“纯文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所取代。今天中国古典之学已然分散为古代汉语、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等多个学科，其中前三个学科无疑是其基础和核心。西方大学也有历史系和哲学系，研究领域自然会涵盖希腊、罗马的历史和哲学，其古典语言和文学则设置在古典学系。故如果要在中国大学里寻找能够和其古典学系相对应的院系部门，答案只能是中文系。宽泛地说，西方大学本科教育阶段的古典学，大体相当于中文系的先秦两汉文学，在今天学科范围内与之最为接近的二级学科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

    在古代典籍的研究实践中，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并没有特别清晰的学科边界。近二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文献考证甚至是其相对主流的方向。学界已认识到以19世纪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先秦两汉典籍的模式越来越显出局限性，以文献考据补充文学研究的不足便成为自然的选择。但是研究者总会存有文献研究是不是文学研究的疑虑。如果以西方古典学为参照，这种疑虑自然会消失。不论文献考据，还是写作研究，都是希腊、罗马文学研究的内容，这恰与中国本土传统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已经有足够的自信可以重新回到中国古典之学的脉络上，这不仅可以纠正文学史研究之弊，也能够相对全面地与希腊、罗马古典学对话，在交流互鉴中激发出新的问题、方法和视野。

（作者：徐建委，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