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乐化民成人
人文化成是以礼乐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仁义）教化，而不是知识性教育。《汉书·艺文志》载：“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儒家以六经为教材，其旨意在仁义道德方面。
礼与乐源于上古先民们的宗教祭祀活动。礼是祭祖与祭天地神祇活动中的一些仪式规范，乐是与这些活动相配合的乐舞。殷周之际，礼与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将“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观念融入一系列制度之中，礼乐开始由原始宗教性质的精神文化活动，发展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仪规、行为准则和维系社会、国家秩序的典章制度，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发挥出其独特的教化作用。
孔子发展了周代的礼乐观念，援仁入礼，使礼乐具有了新的内在价值和灵魂，仁成了礼乐的内在本质，礼乐则成了仁的外在表现。如杨向奎先生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中指出，礼乐在西周初以“德”为核心，到春秋末，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乐与人们常说的音乐不同，儒家认为乐是用来调节人情、提升德性的，对个体身心健康及人格引导、道德教化有着重要作用，因而儒家给予“德音之谓乐”的经典表述。无论礼还是乐，其本质都是仁，是仁义道德的体现。
儒家把人规定为仁，将仁作为人的内在要求与本质规定。孔子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这与孔子强调的“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相一致。对一个人来说，只有经过外在礼的道德规范和约束、内在乐的情感陶冶和濡染，才具有恭敬文雅的主体品格，具备人之为人的道德素养。如《礼记·文王世子》说：“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儒家提倡人格完善，希望人人成为君子，但这并不是儒家的最终目的，儒家以个体“成人”为逻辑起点，目的是化成天下，以期实现社会和谐有序，乃至天下大同。如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子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其实，儒家旨在通过礼乐教化之手段，以礼规范制约人的情感欲望，使人相敬相爱、谦让不争；以乐熏陶和感化人的内心世界，使人内心和谐、平静。如《礼记·乐记》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也就是说，制礼作乐不是满足人的口腹耳目之欲的，而是教化民众如何平衡喜好与厌恶的情感，让民众回归正确的道义原则和行为规范上来，成为一个有伦理道德修养的社会人。
以身教弘德劝善
人文化成不是凭空的说教，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个体的当下生产和生活之中，依靠个体自我的认知和觉醒，完善自身的精神和道德生活。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孟子主张“制民之产”，这都是强调只有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前提下，个体才会有更高的精神文化追求，社会才可以推行教化。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没指明人性善恶，也没说人有高下之分，只是指出经后天的学习、教化等，人会有所不同。即人性是可以改变的，不可任性而为，而应努力学习、修养完善自己。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人都有一颗“不忍人之心”，但是这种善的幼苗很幼小、很脆弱，如“牛山之木”一样须要时时呵护与养育。荀子主张性恶，认为人人有“饥而欲食，寒而欲暖”的生理需求以及“好利而欲得”的心理需求，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结果“必出于争夺”“而归于暴”，那么社会就会因人们之间的相互争夺引发动乱不安，因而他提出“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的教化观点。这样，儒家就从人性的角度阐释与强调了礼乐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其实，从儒家礼乐教化延展开来看，儒家特别推崇身教表率的意义。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用道德教化民众可以取得“众星拱之”的治理效果，所以特别强调施教者的身教与表率作用。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荀子则用“盘”与“水”比喻君民关系，认为君主像盘子、民众像盘里的水，水总是随盘子的形状而改变，强调了君主的榜样和示范带动作用。在儒家看来，为政者不只是一个管理者，首先应该是一个道德模范。儒家教化是一种道德说教与感化，凭空的说教远不如实际行动具有明显的示范与带动效应，只有做到“政者正也”、以德服人、率先垂范、发挥表率，才可取得教人为善的最佳效果。反之，施教者自身无德，不仅对他人没有说服力，而且还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与人们常说的“不能正己，焉能正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结语
儒家提倡礼乐教化，主张为政以德，是基于礼乐教化比政令刑罚有很大优越性的深度考量。首先，可以使人有羞耻之心，知错就改，避免重复犯错误。其次，可以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扬善弃恶，取得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礼记·经解》说：“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再者，可以防患于未然，做到遏难于未发。《汉书·贾谊传》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强调礼乐教化，并没忽视刑政的作用，只是强调礼乐教化的优先性、优越性。儒家认为，礼乐重外在行为规范和内在品格修养，而法律政令重从反面限定人的行为禁忌。礼乐教化作用于“将然之前”，法律政令作用于“已然之后”。只有礼乐与刑政共同作用，才可促进人心向善、社会和谐。
儒家文之以礼乐的教化理念，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传统，对中国古代人们的人格塑造、社会风尚的养成、社会秩序的稳定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理应回顾与审视儒家的礼乐教化理念，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守正创新，用儒家礼乐教化之智慧助推文化强国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