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系统，心学不仅属于过去的时代，而且具有现在的意义。按其内容，心学既属于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具有世界的意义。具体而言，在思想层面，心学内含多方面的价值观念。从“良知”到“心即理”，从“万物一体”到“知行合一”，心学的相关思想既体现了独特的哲学进路，也展现了其价值取向。心学的以上看法与儒家价值传统前后相承，同时具有深广的内涵。

心学以良知为其核心的观念之一。在价值观的意义上，良知内在地包含人性关切或仁道关怀，这种价值取向不同于把人视为物或工具。从总的方面来说，良知是一种具有正面意义的价值意识，侧重于把人和物、人和工具区分开来。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良知既包含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尊重，也涉及物质层面的关切。

由此进一步引申，心学要求将每个社会成员看作是目的。具体到价值层面，这种要求的内涵表现为肯定人人都应当享有良好的物质境遇。历史地看，儒家传统的仁道观念也以每一个人都是目的为题中之义，并要求对所有社会成员加以普遍的关切，“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中》）。从精神层面来说，以仁道为主导的传统价值观念趋向于确认每个人都是目的，因而人人都既应该得到关切，也应当获得人之为人的尊严。心学无疑承继了儒学的这一传统。

良知观念的另一含义，在于注重伦理自觉，克服道德的自发性与道德的麻木。按王阳明的理解，尽管人人都有先天良知，但这种先天之知一开始并未处于明觉状态，所谓“虽曰知之，犹不知也”（《大学问》）。在良知虽有而若无的背景下，人的行为虽然也可能合乎普遍的规范，但这种符合，常常具有自发、盲目的特点。同时，当人对良知尚未达到明觉之时，每每既对个体所应承担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缺乏自觉意识，更谈不上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了。从现代的价值取向看，以上现象具有道德麻木的特点。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首先意味着通过人自身的工夫展开过程，达到对已有良知的明觉，由此，一方面超越道德上的自发性，另一方面克服道德上的麻木状态。对道德自发与道德麻木的抑制，既体现了良知说的道德取向，也从一个具体的方面展现了心学的价值引导意义。

心学的重要观念同时体现于“心即理”的命题。从形式层面来说，“心即理”的含义之一是个体意识和普遍规范或普遍原则之间的统一。这里的“心”首先表现为个体的意识，“理”则是内在于心的普遍原理和规范；“心即理”意味着两者并不是彼此对峙的，而是呈现相互统一的关系。这种统一背后的价值意义，也就是对个体权利与群体责任的双重肯定：个体意识可以引申为对个体权利的确认，普遍规范则最后落实于对群体的价值关切或者群体责任之上。王阳明所注重的个体之心，构成了其哲学理论的重要方面。对王阳明来说，心学的个体之维首先表现为个体的自觉意识；这是个体进行道德选择的依据，也是个体进行道德评价的准则：个体既依据内在的自觉意识选择相关道德行为，也按照其内在意识进行道德评价。在王阳明看来，“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传习录下》），以良知为自家的准则，意味着肯定个体的道德意识对道德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王阳明又一再强调，心体并不仅限于个体：它虽然内在于每一主体，因而带有个体的形式，但同时又与道（理）为一，从而具有普遍的内容，“此心同，此理同”（《答甘泉》）。与心相关的理，在宽泛意义上包含普遍的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后者进一步体现于对他人、群体的普遍关切之中。王阳明一再要求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而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其中的内在要求便是以包含理的心体为个体行动的依据，肯定个体应当对他人和群体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并由此建立普遍的道德关联，使整个社会呈现和谐有序的形态。在这里，个体对社会、群体和他人的普遍责任和义务，同时得到了具体的展现。

社会的和谐、共同的发展既需要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以调解和规范，也需要对个体权利加以约束。这里需要对权力和权利作一个区分。人类既需要对政治权力加以制约，也应对个体权利加以约束，两者宜兼顾，不可偏废。权利主要体现个体的利益和个体需求，相形之下，心学的良知观念则包含了仁道的关切，这与仅仅关注个体利益的权利意识有所不同，其中内在地包含对单纯追求个体权利加以防范的要求。从良知出发，便应当在维护权利和约束权利之间建立起平衡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个体的合法权利应当维护，另一方面，个体权利又不能过度地扩张和膨胀。质言之，既不能单纯追求个体的权利，也不宜完全无视个体的正当权利；通过兼顾二者而避免走向极端或失控，这无疑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进路。

对个体权利的约束，意味着普遍地关切人的生活，而非限定于某一特定个体。关心一般人的生活状况，则包含了物质层面的关切。作为15世纪的哲学家，王阳明的思想及价值取向无疑有历史的限定，然而，“心即理”所包含的群体关切和关怀，又显然不同于单纯注重个体权利的价值取向，其内在的指向在于人类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从注重个体利益的权利观念到关注群体价值，包含着历史的演化，“心即理”所渗入的群体意识，从一个方面为避免单向地突出个体权利提供了内在的哲学依据。

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与良知所内含的责任承诺相结合，进一步引向万物一体的观念。历史地看，传统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思想，已包含对人类共同体的关注，后来张载的“民胞物与”观念，更具体地体现了天下意识。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基于前人思想并作了进一步阐发，其“万物一体”特别强调“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传习录中》）。“无人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个体与他人的关联；“无物我”意味着人和外部世界或对象世界的和谐并存。

对王阳明而言，个体之间的利害计较，与一体之仁、万物一体，表现为两种相互对立的状况。利害相攻、利益追求，体现的是仅仅把个体利益作为主要的关注之点，其结果则是人与人之间冲突，甚至骨肉之间相残。与之相对，“万物一体”以“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大学问》）为价值原则。在利益计较与一体之仁的分别中，仁道原则显然处于优先的地位。

心学所表达的“万物一体”观念与西方思想传统有着明显的差异。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思想似乎很难接受“万物一体”的思想，因为它与基督教的教义难以协调。在西方的基督教看来，上帝作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不可能与万物融为一体。可以看到，沟通个体与整体的“万物一体”观念，与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

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良知”所内含的责任意识、“万物一体”所涉及的天下情怀，同时面临具体落实的问题。在王阳明的心学中，这一问题与“知”和“行”的关系相涉。众所周知，“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对知行关系的总体概括。“知行合一”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在动态之维，它意味着先天的“良知”通过“行”的过程，逐渐达到比较自觉的意识。“知行合一”同时涉及“知”和“行”之间的互动，“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在这一意义上，一方面，“行”要由“知”加以引导以取得自觉形态：没有知的引导，行往往无法摆脱自发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知必须落实于行：知而不行就等于未知，真正的知需要通过落实于行而得到体现。如何超越简单的旁观而参与建构过程，则是其中关键性的前提。

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主张，强调通过自身的践行和努力，才可能实现价值的理想，并肯定单纯的旁观很难真正地达到以上境界。从这方面说，心学对如何达到理想的价值之境，同样具有内在的启示意义。

目前，涉及阳明心学的书籍正不断推出。比如，贵州大学哲学学院龚晓康教授主编的《阳明心学导论》，涉及心学的各个方面，既有通俗、大众的形式，又注重心学的内在精神。这些书籍的出版，对人们准确把握心学内涵、从一个方面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形成积极影响，相信具有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