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礼仪是文明民族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仪。我们中华是千年文明古国，礼仪文明真是粲然大备，“礼仪之邦”这个词正是对她的赞誉。可是近代以来，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中华民族的礼受到了过度的批判，甚至被全盘否定，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人甚至连起码的礼仪规范都没有了。正是这种“文化自戕”，动摇了我们民族自信和文化自尊的根基。

     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什么？这在学术界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认为是礼。有人会说，你这是卖什么吆喝什么，因为你是研究礼的，所以才会把“礼”抬得这么高。可是对不起，这一说法的发明权不是我的，而是属于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钱先生就先获我心。钱先生在台北的素书楼会见一位美国学者时说：“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只是看到了它的手指和脚趾，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钱先生非常明确地说道：“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为什么可以用“礼”来统领中国传统文化呢？钱先生强调了以下两个要点：

　　首先，“在西方语言里没有‘礼’的同义词”，“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的地域多“小国寡民”的特征。而在中国，方言、风俗可以彼此歧异，但是，“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中国各地的风俗、方言的差别之大，甚至不亚于比如法国与德国的差别。而数千年来，中国虽然历经磨难，但始终没有走向分裂，因为彼此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是认同的，那就是“礼”。

　　其次，“（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传世文献里可以为钱先生的说法提供佐证的地方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左传》中讲到，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为政者“经国家、定社稷、立民人”的依据。《左传》和《礼记》里还多次讲到礼是“国之干也”、“人之干也”，“政之舆也”之类的话，礼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都犹如一棵树的躯干，而不是枝杈。没有它就挺立不起来，因为它是中国人立国安身的准则；礼还是推行政令的车舆，没有它，再好的政令也不可能通达于四方。可见“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礼是中华民族价值观、行为方式的体现

　　西方人讲平等，我们东方人讲尊卑，乍一听我们太落伍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讲尊卑？其实，西方人讲平等也是宗教文化的体现，因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你爸爸是上帝的儿子，你也是上帝的儿子，没有区别，孩子见了爸爸可以拍肩膀。现在这种平等被很多人追捧。但它就一定好吗？《参考消息》转引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由于一些学生的行为无法容忍，2004年有1/3的美国教师认真考虑过要改行。因为80%的学生张口闭口都说享有自己的权利，如果老师的管教过于严厉，他们的父母就会提起诉讼。所以，孩子毫无顾忌，变得很粗野。这种所谓的平等，造成的结果是学生凌驾于老师之上，使得正常的教育很难进行。

　　中国人讲尊卑，看似不平等，其实不然。尊卑是相对的，父亲与儿子在一起，父尊子卑，因为父亲岁数大，社会经验丰富，对儿子有养育之恩，当然要尊敬。但这种关系不是不变的，儿子会变成父亲，那时也就成了尊者，受到子女的尊敬，公平得很。平辈之间交往的原则，是以对方为尊，实际上是彼此为尊。我敬你一尺，你也会敬我一丈。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所以，钱穆先生讲，礼是以对方的存在并且心存敬意作为前提的。礼的原则是与人为善，处处为对方着想，以此求得社会的和谐。

　　在我们的历史上，最早实行礼治的是文王。《史记》里记载，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天下怨愤。周文王用道德来收揽人心，威信很高，诸侯之间发生争端，都会找文王做裁判。

　　当时，虞、芮两国为了中间的一块田地长期纷争，于是去找文王评理。可是，他们走进周的地界，发现“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感到非常惭愧的是：“吾所争，周人所耻”，我们所争执不休的私利，正是周人感到可耻的东西，去找文王评理，岂不是自取其辱？于是，他们转身回国，通过互相谦让解决了争端。文王没有出面，就把虞、芮之争解决了，两国的风气也得到了改善，这就是礼乐教化的力量，成为后世追慕的典范。

　　因此，后世为政者十分重视礼的教化作用。《史记》在介绍制度史的时候，就把《礼书》放在第一篇，并且强调它对于治理社会的基础意义。《旧唐书?礼仪志》说礼是“人伦之绳墨，失之者辱，得之者荣”，“不可须臾离”。汉代有《曲台集礼》140篇。唐太宗践阼之初，就命令房玄龄、魏徵等礼官学士修订了《贞观礼》100卷。后来，唐高宗又命令长孙无忌等增益补订，撰成《显庆礼》130卷。再后来，徐坚等奉命修撰《大唐开元礼》150卷。这些礼书使得大唐的典制粲然大备，对社会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衣冠文物，声教迄于海外，对于新罗、日本等地的文明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